自然金融如何走向规模化:从政策赋能到市场实践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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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表明,推动自然金融规模化发展,需要一套各环节相互衔接的支撑体系。图片: Unsplash
  • 中国的实践展示了如何以标准识别自然受益型活动,以数据评估生态成效,培育可投资项目,为弥合自然融资缺口创造条件。

自然不仅关乎环境,也是支撑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产。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58万亿美元,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然而,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已从2020年的每年约7110亿美元,扩大到目前的每年约9420亿美元。

生态价值转化为金融机构能够识别和支持的价值,仍面临不少困难。许多自然受益型活动能够持续产生公共效益,但收入来源不稳定、风险不易识别,生态成效也难以衡量。银行和投资者因此往往难以区分真正有益于自然的活动与仅贴有“绿色标签”的传统项目。

弥合这一融资缺口,需要金融产品创新,也需要标准、数据、项目准备和风险分担等环节相互配合,为资金投向和生态成效提供可靠依据。中国将绿色金融体系逐步拓展到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

那么,自然金融如何从支持单个保护项目,进一步融入实体经济转型的融资体系?

自然金融需要资金,也需要共同的识别标准和可信的指标。生态数据要转化为金融机构能够使用的信息,进入授信决策、风险定价和资产组合管理。公共资金则应改善新兴项目的风险收益结构,为社会资本参与创造条件,避免长期替代社会资本。

自然市场也要以可信、可衡量的生态成效和完善的保障机制为基础。基础不牢就急于扩大规模,可能损害市场公信力。

中国如何提升自然相关项目的可融资性

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这些思路如何落地。

建立共同的识别标准

政策为市场提供方向、明确空间边界,并建立识别可支持活动的共同标准。中国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和生态补偿等制度安排,逐步奠定了自然金融发展的政策基础。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设置四大类、87项经济活动,覆盖生物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高敏感性行业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活动。目前,已有26个省区市开展目录试用。

目录首先解决的是“哪些活动可以支持”的识别问题。要判断项目是否产生真实生态效益,金融机构还需要按照“活动+条件+指标”的思路开展评估。例如,林业项目不仅要看植树数量,还要关注土地利用变化、毁林风险、栖息地连通性,以及社区权益保障。建立基线、设定指标并开展独立核验,才能为项目的生态成效提供可靠证据。

支持实体经济的自然受益转型

近一年的目录试用表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支持对象正从单个保护项目,逐步延伸到农业、林业、矿业、基础设施和涉海产业等领域的自然受益型转型。

再生农业、可持续林业和矿山修复等活动,可以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当地生计改善相结合,使自然金融在改善生态的同时,支持传统产业提升竞争力和韧性。

金融机构也开始将自然因素纳入自身经营和业务管理。中国银行成为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的首家中资金融机构成员;目前,国内已有近40家机构开展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或试点,其中20多家发布了参考TNFD建议编制的报告。

信息披露应帮助银行理解土地利用变化、毁林和水资源压力等因素如何影响业务,识别自然退化可能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并将这些因素纳入授信决策、风险定价和资产组合管理。

让生态数据支持金融决策

卫星遥感、地理空间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降低风险筛查和生态监测成本。一些地方商业银行已探索利用地理空间和气象信息,识别贷款组合中的环境与气候相关风险。这些工具可以辅助实地调查和专业生态评估,但不能替代专业判断。

贵州试点建立“生物多样性账户”,通过19项指标评估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活动的成效,并将评价结果与“生物多样性积分贷”挂钩。这一做法把分散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行为转化为银行能够使用的信息,为采取可持续资源利用方式的农户和其他主体获得优惠贷款创造条件。

根据项目特征匹配融资与公共支持

金融工具需要与项目的现金流和风险特征相匹配。生物多样性主题债券可以支持生态修复和可持续生产;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可以将融资条件与零毁林采购、栖息地修复等表现挂钩;林权、海域使用权及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可以为信贷融资提供支持;保险则可以分担极端天气和野生动物肇事等风险。

在中国,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生态修复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农业和可再生能源等具有经营收入的活动相结合,通过项目运营形成收入,支持债务偿还,减少对一次性公共投入的依赖

对于生态效益显著、但早期现金流较弱的项目,商业融资往往难以单独满足需求。公共资金可以通过担保、风险补偿、优惠资金、首损安排和结果付费等方式,分担市场在项目早期难以承担的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机制。银行自主作出授信决策并承担信用风险,人民银行再针对符合条件的低碳项目贷款,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也可以探索类似思路。此外,四川九寨沟县提出设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资金和风险补偿基金,通过财政支持与风险分担,改善生态保护项目的融资条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培育高诚信的自然信用市场

许多生态修复和保护活动能够产生显著的公共效益,却缺少稳定的收入和还款来源,因而难以获得商业融资。自然信用市场探索将可衡量、具有额外性并经独立核证的保护修复成效转化为可交易的成果凭证,通过有真实需求的购买方付费,为保护活动建立新的收入来源。市场发展应以可信的生态成效和健全的保障机制为基础,在确保高诚信的前提下逐步扩大规模。

生物多样性信用应以长期、可持续且经独立核证的保护成效为基础,明确购买和使用信用所作声明的依据,防止生态损害转移和重复计算,并保障当地社区的参与与惠益。这类信用应支持自然保护和修复贡献,不应用于在其他地区损害自然的许可。生物多样性信用国际咨询委员会(IAPB)强调,经核证的生态成效、社会公平和健全的市场治理,都是信用机制的重要基础。

中国正在探索将这些原则落到具体实践中。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项目,将结果导向的生态补偿与自然信用机制相结合,支持森林、湿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修复的同时,为保护成效拓展付费渠道,吸引更多资金参与。

四川雅安也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信用试点,大熊猫国家公园部分区域位于其境内。当地已出台试点实施方案,探索由公共部门统筹、以市场机制激励,为经科学监测和独立核证的保护成效建立付费机制。试点旨在培育高诚信的地方自然信用市场,在公共投入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并通过合理的收益分配,让资金回流保护一线、惠及当地社区。

让COP17成为推动框架落实的里程碑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于2026年10月31日闭幕。大会完成了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实情况的首次全球集体进展审查。弥合资金缺口仍是推动框架落实的重点,以下三项工作值得优先推进。

第一,建立可操作、能够相互衔接的分类体系。分类标准需要结合各国生态禀赋、产业结构和贸易联系,充分考虑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与影响。目录既要明确哪些保护和修复活动可以获得支持,也要为各产业的自然受益型转型提供依据,方便金融机构识别项目、开展评估和配置资金。

第二,让生态数据真正服务于金融决策。需要进一步研究自然退化如何影响企业经营、产业链和宏观经济,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传导为金融风险。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可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选择重点地区和行业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与情景分析,并通过跨部门协作整合生态、地理空间、产业和金融数据,将分析结果逐步纳入授信决策、风险定价和资产组合管理。

全球自然资源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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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公共资金和开发性金融可支持前期调查与项目准备,分担部分早期风险,提升项目的可融资性;同时,通过生态补偿、结果付费等机制,培育对真实、可核证生态成效的需求。政策激励应着力改善项目的风险收益结构,为社会资本参与创造条件,并支持具备经营潜力的项目逐步走向商业可持续。公益性保护任务仍需稳定的公共投入。

中国的实践表明,自然金融的规模化发展,有赖于标准、数据、政策激励和金融工具的有效衔接。明确可支持的活动,提供可信的生态证据,合理分担风险,并为保护成效建立付费和收益机制,才能让更多资金持续进入自然保护与产业转型,也让自然的价值及其退化风险真正进入经济和金融决策。

本文作者:

白韫雯,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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