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北部的森林中，一条重要铁路穿过原本为候鸟保护的土地，因此人们在附近为鸟类新建了季节性湿地。在乌干达南部，一座大型水电坝淹没了大片热带森林，因此附近退化的森林得以修复，其所在土地也受到保护。在里海偏远而荒野的海岸，一座战略港口可能会惊扰受威胁的海豹，因此人们建造了整座岛屿，确保这些哺乳动物拥有足够的栖息地。
规划者和开发者将这些项目统称为生物多样性抵消。但这些举措真的能带来改变，并真正防止新建基础设施整体上损害生物多样性吗？
这个理念很简单：创造生物多样性增益，完全补偿新开发项目造成的损害。理论上，这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在尝试过所有避免、减少或弥补野生动物或其栖息地损失的方法之后才会采用。
目标是确保开发后整体生物多样性不比开发前更差（即所谓的“净损失为零”政策）。在实践中，抵消措施通常是在其他地方修复或保护栖息地（假设若不加保护，该栖息地将会消失），且该栖息地与开发项目破坏的栖息地相似。
为何这值得你关注
这远不只是规划流程中一项枯燥的技术细节：生物多样性抵消实际上是一种极具争议且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2018年，我们其中一位作者（Joseph）牵头开展了首个生物多样性抵消实施情况全球评估，结果令人惊讶：研究发现，通过生物多样性抵消措施管理的保护区域总面积约为15万平方公里（由于数据难以获取，这一数字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相当于孟加拉国的国土面积。研究还发现，大多数抵消措施是依据国家法规的法律要求设立的，而且大多数抵消措施针对的是森林生态区内的影响——其重要性稍后会进一步说明。
更重要的是，抵消措施的使用似乎还会继续增加，因为我们声称需要这些措施的根本原因——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迅速扩大——仍在不断加剧。最新统计显示，10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包含抵消措施规定的政策。
生物多样性抵消是否有效
既然抵消措施正逐渐成为缓解人类对生态系统压力不断增大的影响的一项关键工具，那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它们确实有效？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近与同事一起审查了世界各地抵消措施和净损失为零政策的实际成效。我们考察了多项学术研究，涵盖的生态系统包括北美的溪流和湿地、欧洲的潮汐泥滩和池塘，以及澳大利亚的森林。我们的研究结果发表于《保护通讯》期刊，令人意外。
我们发现，所研究的生物多样性抵消措施中，约有三分之一确实实现了净损失为零。不过，这些成功案例都发生在池塘、沼泽或溪流等湿地生态系统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应用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抵消措施成功实现了净损失为零。回想一下，全球所有抵消措施中有三分之二被发现位于森林生态系统。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不对这些生态丰富且复杂的栖息地中的抵消措施实施方式和监测进行重大改革，就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抵消措施足以实现因土地清理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净损失为零。
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保护原本可能遭到清理的生态系统的抵消措施（即所谓的“避免损失”抵消措施）实现了净损失为零。这很可能是因为保护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增益”往往被高估了——例如，抵消措施所在区域可能实际上并未面临威胁，因此保护该区域并未显著降低栖息地丧失的概率。
另一项重要发现是，大多数研究衡量净损失为零政策成效的方式，是评估这些政策管辖范围内栖息地面积的变化。
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评估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方式相当初级，因为它无法区分高质量、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贫乏的栖息地。因此，目前关于净损失为零政策“真实”生物多样性成效的信息仍然十分有限。
净损失为零政策的未来
回到瑞典的铁路、乌干达的水坝和哈萨克斯坦的港口，有两点显而易见。第一，不点名具体项目，净损失为零政策在生态层面的成效可能差异很大。第二，许多开发项目对人们及其福祉至关重要，但也会给自然带来代价；鉴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我们必须设法管理这种代价。
面对全球范围内人类对自然系统影响迅速加剧，我们必须找到缓解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方法。若能依据最先进的科学成果持续进行适应性改进，生物多样性抵消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需要承认，抵消措施的成效存在重大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