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西北部的黄石国家公园于146年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保护区以来，世界各国已建立了逾20万个陆地自然保护区。它们合计覆盖逾20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陆地表面的15%，面积大于南美洲。
各国政府设立保护区，使动植物能够在不受人类压力的环境中生存，否则这些压力可能导致它们走向灭绝。这些地方是特殊的，是留给子孙后代以及地球上所有非人类生命的馈赠。
然而，在一项今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全球保护区范围内约三分之一（高达600万平方公里）正承受着强烈的人类压力。道路、矿山、工业伐木、农场、城镇和城市都在威胁着这些被认为受到保护的地方。
众所周知，这些类型的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各地物种数量减少和灭绝。但我们的新研究表明，这些活动在被指定用于保护自然的区域内是多么普遍。
我们评估了全球保护区范围内人类压力的程度和强度。我们对人类压力的衡量基于“人类足迹”——该指标综合了建成环境、集约化农业、牧场、人口密度、夜间灯光、道路、铁路以及可通航水道的数据。
令人震惊的是，近四分之三的国家中，至少有50%的保护用地正承受着强烈的人类压力，即受到采矿、道路、城镇、伐木或农业的改造。该问题在西欧和南亚最为严重。研究发现，仅有42%的保护用地不存在可测量的人类压力。
不断扩大的足迹
在全球各地，大型人类基础设施建在保护区边界之内的例子比比皆是。主要项目包括穿越肯尼亚东察沃国家公园和西察沃国家公园的铁路，而这些公园是极度濒危的东部黑犀牛和以雄狮无鬃毛而闻名的狮子的栖息地。沿铁路增建六车道高速公路的计划也已大力推进。六车道高速公路的计划也已大力推进。
美洲许多保护区，包括哥伦比亚的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和巴西的里奥内格罗州立公园南区，都在附近人口密集的城镇和猖獗的旅游业压力下不堪重负。在美国，优胜美地和黄石也因其边界内日益复杂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而受到影响。
在澳大利亚等高度发达、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情况尤为严峻。一个典型例子是西澳大利亚州的巴罗岛国家公园，该公园是濒危哺乳动物的栖息地，包括眼镜兔袋鼠、穴袋鼩、金袋狸和黑胁岩袋鼠，但该公园内同时还设有大型石油和天然气项目。
与察沃和巴罗岛那样由政府批准、国际资助的开发项目一样，此类情况十分常见；保护区还面临非法活动带来的影响。武吉巴里桑南国家公园位于苏门答腊，是一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为极度濒危的苏门答腊虎老虎、猩猩和犀牛的栖息地，如今还居住着超过10万人，他们非法定居，并将公园约15%的面积改作咖啡种植园。
兑现保护区的承诺
保护区是我们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目前，已有111个国家达到了全球标准17%的目标，这一保护用地目标载于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但如果扣除那些实际上承受着强烈人类压力的所谓保护用地，这111个国家中有74个将无法达到目标。此外，一些特定生境类型——例如红树林和温带森林——在扣除这些高压区域后，其保护面积将减少70%。
世界各国政府声称其保护区是为自然而设，但与此同时，却批准在保护区边界内进行大规模开发，或未能阻止非法破坏行为。这很可能是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近期保护用地面积大幅增加。
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欢欣。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个适时的机会，让我们坦诚面对世界保护区的真实状况。如果我们无法减轻这些地区的压力，自然的命运将越来越依赖于一系列不起眼、大多未经充分检验的保护策略，而这些策略易受政治风向影响，且难以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实施。我们决不能任其失败。
但我们知道，保护区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当资金充足、管理有方、选址得当时，保护区能极为有效地遏制导致物种灭绝的威胁。现在是全球保护界挺身而出、要求各国政府切实重视保护工作、担负起责任的时候了。这意味着要对保护区的真实状况进行全面、坦率且诚实的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