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海洋保护区能增加鱼类资源量和捕捞量，其收益超过任何短期干扰。
海洋保护区还带来渔业以外的效益，创造就业机会并提振当地经济。
它们也是促进可持续渔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
更具战略性地布局海洋保护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实现全球海洋保护目标。
海洋保护区（MPA）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已实行数十年，但批评者仍然认为其经济效益的证据薄弱，尤其是在渔业方面。
考虑到设立海洋保护区面临的挑战，包括渔业方面的反对，以及保护区往往面积较小、选址欠佳，人们本会认为其经济效益难以察觉。
我的新研究审阅了来自37个国家、涉及海洋保护区的81篇出版物。研究显示，设立海洋保护区使25个国家的商业渔业和24个国家的旅游业受益。这些效益涉及多种生态系统，包括珊瑚礁、海藻林、红树林、岩礁、盐沼、泥滩和沙质海床生境。
研究发现46个案例表明，海洋保护区邻近地区的渔业获得了经济效益。这些效益包括鱼类资源量和捕捞量增加、繁殖率提高，以及幼体向保护区外渔场“溢出”。其他研究还报告称，现有海洋保护区附近的鱼体更大，而且龙虾更多。
尽管研究文献声称设立海洋保护区会导致渔业转移，但种种迹象表明，其效益超过了对捕捞活动造成的任何暂时干扰。
我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海洋保护区会给渔业造成净成本。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为海洋采取哪些行动？
渔业模型需要计入保护带来的效益
大多数用于估算海洋保护区给渔业带来成本的经济模型，都没有计入当前渔业管理（或缺乏管理）所产生的成本。
当渔业管理部门暂时关闭整个渔场时，模型会估算鱼类资源恢复可能带来的效益。但当海洋保护区长期关闭部分渔场时，模型却不会这样做。
总体而言，我的研究表明，与在保护区内实施更复杂的渔业法规相比，全面禁捕的海洋保护区管理成本更低，生态和渔业效益更大。因此，关于海洋保护区影响的经济模型亟需彻底修订。
全面禁止某一区域捕捞却能让其他地方鱼类增多，这看似有违直觉；但这是因为海洋保护区就像水库，能够补充邻近渔场的资源。
从金融角度来说，资本投入后，人们可以从这笔投资中获得利息。把设立海洋保护区算作渔业成本，就好比声称资金赚取的利息也是一种成本。
在一些地区，配额、允许使用的渔具类型等渔业管控措施，限制捕捞的范围已经比海洋保护区更大（尤其是大多数海洋保护区仍允许一定程度的捕捞）。
一项关于瑞典海洋保护区长期影响的分析发现，这些保护区与渔业管理措施相辅相成。但一旦重新开放捕捞，即使只是暂时开放，所带来的效益也会迅速消失。
海洋保护区是一种简单、可行、技术要求低且成本效益高的策略，适用于大小不同的区域。因此，它们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方面都已证明成效显著。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扭转渔业衰退，保障粮食与生态系统服务，并支持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海洋保护区将渔业管理从单纯将渔业视为商业商品，转向兼顾渔业为沿海社区带来的广泛社会经济效益。这些效益包括粮食安全、文化活动和可持续生计。一项近期对118项研究的综述发现，禁捕、执法到位且设立时间较长的海洋保护区对人类福祉的益处最大。
海洋保护区可通过生态旅游创造数十亿美元收入
除了给渔业带来经济效益外，向公众开放且拥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生境的海洋保护区，每年还能创造数百万至数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这些收入不仅来自门票和可能兴起的海洋保护区相关企业，也来自创造就业机会，进而改善当地经济和生活水平，同时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重大贡献。
将海洋保护区划定为禁止捕杀或移除任何海洋野生生物的区域，能为渔业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最大效益，同时将管理成本降至最低。
这一原则被称为“巴兰坦法则”，以已故新西兰海洋生物学家比尔·巴兰坦命名。他被誉为海洋保护区的“之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巴兰坦就积极倡导当时颇为激进的理念：海洋保护区应完全禁捕，并永久设立为海洋保护区。这促成了新西兰首个海洋保护区的建立。
我曾与巴兰坦共事，我们早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四分之三的沿海国家甚至没有一个海洋保护区。如今，全球海洋中受到某种形式保护的区域不到3%。
考虑到海洋保护区已证实的效益和广受欢迎，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经济、促进公众亲近自然的机会。一旦人们亲眼见到全面保护区域带来的效益，他们很可能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区域。
渔业和渔业社区可以从海洋保护区中获益良多。但科学文献中流传的过时误解，阻碍了海洋保护区的实施。
近期一项全球分析优先确定了海洋保护区的选址，以实现到2030年全面保护至少30%的海洋生境这一承诺。该目标得到以下机构和公约的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渔业科学家和渔民需要推动设立海洋保护区，将其作为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策略，包括对渔业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他们应与保护科学家合作，充分发挥海洋保护区实现经济成功的真正潜力。
海洋保护区是扭转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衰退的最佳策略，因为全球渔业若维持现状，便不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