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变暖，气候灾难迫在眉睫。他们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果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把气候变化界定为一个简单的污染问题，既无法说服怀疑者，也无助于推进艰难的决策过程。
伦敦大学学院气候学家马克·马斯林最近分析了气候否认现象，以及怀疑者不愿接受科学的原因。他在一篇刊载于此的文章中正确指出：“人们不接受气候变化科学，既不是因为缺乏知识，也不是因为误解了科学。” 一篇 刊载于此的文章
然而，将气候变化界定为“一个巨大的污染问题，它表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集体行动来监管工业和商业”，只会让他继续陷入恶性循环。如果气候科学成为政府监管私营企业的主要论据，怀疑者就会继续解构这门据称为监管提供正当性的科学。
这不仅是马斯林那份总体上信息充分的分析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气候变化正统政治应对方式的问题。美国和英语国家为解决这一“巨大污染问题”而推行的任何排放监管措施，常常都会被对“基础”科学事实的怀疑论批评所阻挠。
到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气候变化虽然常被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描述为一个简单的污染问题，却需要的不只是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如今，从贸易政策、全球不平等，到动物灭绝、原住民权利，种种议题都已被编织进气候变化政治这团错综复杂的结里。
诚然，科学家在将气候变化提上政治议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由于新的科学知识，曾经受到容忍和赞扬的耗碳发电厂或耗油汽车，如今越来越被视为不受欢迎或不道德。
然而，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气候变化正统应对方式，已被证明不适合妥善应对这样一个棘手问题：各主权国家都在追求各自耗碳的国家利益。尽管科学框架有助于将这一议题提上政治议程，但把气候变化界定为一个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的全球污染问题，这种做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棘手问题 的
所以，如果你 不想谈论 气候变化科学，也许就不该把气候变化称作一个巨大的污染问题；否则，人们也会提醒你，工业污染同样有其益处。
一场美国式辩论
气候科学家对此类辩论感到厌倦，这可以理解；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助长了这场辩论。归根结底，这是场美国式辩论。美国政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看重科学在解决意识形态冲突中的作用——看看过去三十年间国会就气候科学举行的数十场听证会便知。
围绕石油化工农药（如DDT）、转基因生物（GMO）或禁烟令，也在进行类似的辩论。在这些案例中，各方主角都希望依靠科学权威来裁决价值观争端。各方秉持不同的伦理和意识形态立场，却都把焦点放在科学上，并声称自己的政策立场或多或少都以科学证据为正当依据。我们为什么要禁止转基因生物？因为 科学就是这么说的。除非 科学并非如此。许多反对农业巨头势力的人已经上了钩，讨论起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转基因生物的政治经济学。
人们认为，科学权威胜过对手“非理性”的价值判断。然而，在政治实践中，以科学框定这些辩论——DDT危害有多大、转基因生物是否影响人体健康、二手烟是否导致肺癌？——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诚然，以科学为依据的决策方式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力量。它让政府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显得是在为所有人谋福利。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种方式行不通，原因很简单：我们面对的并非一个可以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解决的污染问题。气候变化并不是地球臭氧层出现漏洞，而这一漏洞又是由一组可控化学物质造成的。这一次，国际条约不会奏效。
当然，在美国盛行的气候争议如今已具有近乎全球性的影响。由于辩论以英语进行，并借助互联网媒体传播，关于气候科学的争论也为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士提供了支持；在这些国家，美国气候怀疑论者的论调已成为政治修辞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理解人们为何不愿接受气候变化科学，但也应关注问题是如何被界定的。污染叙事虽然让气候怀疑论得以延续，也让科学家保持警觉，却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排放量仍在上升，而要达成一项全球条约，还得再等一场气候会议。
唯一理性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放弃“科学这么说”的论据，转而推动 务实的气候政策 ，而这些政策不以科学真理为前提。这样一来，科学和科学家就能重新获得犯错的权利，实在令人如释重负。
这些政策并不通过减排目标直接应对全球变暖，仿佛人们能够控制全球恒温器。相反，环境和人类健康方面的益处，是以能源安全和低效能源生产商现代化为首要目标的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副作用。按照这一观点，气候政策应与既有制度和决策形式相衔接，例如纳入国家层面的卫生政策制定。
本文由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文章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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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西斯·汉佩尔是东英吉利大学的研究助理。
2008年7月7日，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巴塔哥尼亚地区埃尔卡拉法特市附近，南半球冬季期间，佩里托莫雷诺冰川一侧的冰块在一次意外断裂过程中剥落。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