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家，如何成为制定全面政策、促进民主、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世界领先者？答案在于，该国人民相信，关注所有公民的福祉不仅能提升幸福感，也能提高生产力。
世界许多地方的威权主义和原法西斯主义势头渐长，看到一个公民仍坚定奉行民主原则的国家，令人欣慰。如今，哥斯达黎加人民正努力重新定义21世纪的政治。
多年来，人口不足500万的哥斯达黎加凭借进步的领导力受到全球关注。1948年，短暂内战结束后，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总统废除了军队。此后，哥斯达黎加成为研究冲突解决与预防的中心，并承办由联合国授权的和平大学。凭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哥斯达黎加还展现了具有远见的环境领导力：推动重新造林，将三分之一国土划为受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并以清洁水力发电满足几乎全部用电需求。
哥斯达黎加人丝毫没有放弃其进步传统的迹象。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较高的投票率助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克萨达以超过60%的得票率胜选；他的对手则曾主张限制同性婚姻，这将逆转该国长期以来对人权的承诺。
哥斯达黎加加入了所谓的福祉联盟，该联盟由一小部分国家组成，正落实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衡量国际委员会提出的理念，以建立更完善的福祉指标。联盟认识到该委员会强调的GDP局限，致力于确保公共政策从广义上增进公民福祉，推动民主、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
这项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拓展该国合作社和社会企业的发展空间。它们基础雄厚，以各种方式涵盖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些机构是资本主义极端形式的一种可行替代方案；后者催生了在道德上令人不齿的做法，从金融领域的掠夺性放贷和市场操纵，到科技公司滥用个人数据，以及汽车行业的排放作弊。合作社和社会企业以建立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相信关注成员福祉不仅能提升幸福感，也能提高生产力。
与其他少数国家的公民一样，哥斯达黎加人明确表示，不平等是一种选择；公共政策能够实现比单靠市场所能带来的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尽管资源有限，他们仍以免费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的质量为傲。如今，哥斯达黎加的预期寿命高于美国，而且还在增长；与此同时，美国人选择不采取改善普通公民福祉所需的措施，结果寿命反而缩短。
尽管成就斐然，哥斯达黎加仍面临两个关键问题：持续存在的结构性财政赤字，以及陷入僵局的政治体系。财政赤字的经济应对方式很简单：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但政治层面的应对一点也不容易：每位政治领导人都希望靠经济增长解决问题，却没有实现增长的灵丹妙药。剩下的两种选择都不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政府会削减基础设施等项目，因为其代价要几十年后才会显现。对哥斯达黎加而言，这将是更严重的错误：该国基础设施尚未充分跟上经济增长步伐，改善基础设施本身也可能对促进增长至关重要。当然，政府总能提高效率，但经过多年紧缩，进一步精简恐怕难以带来多少成效。几乎可以肯定，最好的出路是提高税收。
要让税收与以最大限度增进所有公民福祉为目标的整体经济战略相协调，税制应遵循三项核心原则：对坏事征税（如污染），而非好事（如劳动）；设计税制，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并维持累进税率结构，让收入较高者缴纳更大比例的收入。
哥斯达黎加已经十分环保，因此征收碳税带来的收入不会像其他地方那么多。但由于该国几乎所有电力都来自清洁能源，转向电动汽车更能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样的税收可以帮助哥斯达黎加成为首个电动汽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使其进一步接近实现碳中和经济的目标。
不平等仍是一个问题（尽管远没有拉丁美洲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因此亟需更具累进性且覆盖面更广的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财产税。富人收入中有相当大比例来自资本利得；对资本利得适用低于其他收入形式的税率，会加剧不平等并造成扭曲。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对哥斯达黎加土地带来的收入或资本利得征税，不会让土地搬走。这也是19世纪伟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主张土地税是最佳税种的原因之一。
最大的挑战在于政治层面：哥斯达黎加这样的总统制，在主要由两个政党构成、并设有规则以确保少数派观点得到充分尊重的政体中运作良好。但当选民构成变得更加分散时，这种制度很快就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政治僵局代价高昂，赤字和债务可能急剧膨胀，却找不到解决之道。
年仅38岁的阿尔瓦拉多正尝试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通过从多个政党遴选部长，为哥斯达黎加创建一种新的总统治理模式。人们希望，合作社运动所培育、并深深植根于哥斯达黎加文化的合作精神能够让这一模式行之有效。如果成功，哥斯达黎加虽国土不大，却将成为未来希望的灯塔，展现另一个世界确实可能实现：在那个世界里，启蒙价值观——理性、理性对话、科学与自由——蓬勃发展，造福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