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近日发布了一份“绿色新政”的大致框架，搅动了环境政治格局。该计划旨在使美国在未来十年内实现碳中和经济，同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该计划被许多人誉为激进而必要的举措，对此，特朗普总统一如既往地做出了回应：
绿色新政并未直接呼吁民众减少肉类消费。但认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改变饮食习惯的观点十分普遍，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本人也已建立了这一联系。
然而，特朗普的推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切中要害。环境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常常被视为（或被谈论为）一种紧缩政策。要减少“我们”的影响，“我们”就需要减少消费：少吃肉、步行而非驾车、少乘飞机、少买快时尚服装，等等。
从个人碳足迹计算器，到阐述需要多少个地球才能维持英国、欧洲或美国普通公民消费水平的文章，消费都被视为问题所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减少消费，就能解决气候变化。但是，“我们”的消费真的是问题所在吗？话说回来，“我们”究竟是谁？
全球消费的不均衡
这一观点此前已有人提出，但值得再次强调。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在碳排放或更广泛的环境影响方面所产生的排放量都很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进口碳排放——即中国等国家生产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排放，这些商品和服务随后被北方发达国家的富裕国家消费。如果将进口排放计算在内，英国的总体排放量自1990年以来仅略有下降。
以这种方式审视碳排放，问题显然不在于人口过多或中国，而在于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毕竟，富有，尤其是超级富有，意味着无论是通过消费还是通过控制，都直接对全球大部分碳排放负有责任。例如，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发现，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产生了全球一半的碳排放，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仅产生了10%。
谁是最富有的10%人口？这一数字指的并非国家，而是人——即约7.7亿人，他们构成了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十分之一。若从全球层面比较超级富豪与底层50%人口之间的差异，这种悬殊更为惊人：一位典型的超级富豪所产生的碳排放是底层一半人口中某人的35倍，是全球最贫穷10%人口中某人的175倍。这群超级消费者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均匀。其中约40%居住在美国，约20%居住在欧盟，10%居住在中国。
关注最富有的10%人口是一种有益的分析视角，因为碳排放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在各国国内同样存在不均。
这里的关键细节在于，大多数富裕国家中，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排放量存在巨大差距。在美国和英国，最富有的10%人口的排放量至少是最贫穷50%人口排放量的五倍。而且这仅是他们的消费排放（并未包括为他们工作的人所产生的排放——例如清洁工、司机等——这些排放会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影响）。
若进一步考察性别失衡，这些数字可能会更加严峻：男性的碳排放往往高于女性，此外还有种族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延伸至排放领域，白人的排放量高于其他所有人群。
但这还不是全部。虽然要解释最初的巨大差距相对简单——毕竟富有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物品，以及更大的超级游艇和房产——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全部差距。财富赋予人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它意味着可以资助政党和竞选活动，接触立法者和游说者。它还意味着对大型企业的控制权，从而对生产大部分碳排放的企业和行业拥有支配权。
选择问题？
过度消费的论调所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消费极不均衡，更在于消费常常被描绘成一种个人选择。可自由支配收入——即支付完生活必需品后剩余的那部分钱——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对大多数人而言，支付完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下的钱并不多。如果再把那些所谓的可自由支配商品计算在内——这些商品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手机——那么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有意义地“选择”消费。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选择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跨国企业决定，而这些企业往往受同一批超级富豪控制，正是这些人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问题。
既然问题绝大部分在于（不妨直说）富有的白人男性，那么把责任归咎于整个群体——无论是全人类、美国人，还是整个北方发达国家——对我们自己并无益处。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更难找出问题的真正根源，也更难制定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与其再次响应“无肉星期一”之类的号召并戒食肉类，我们不如更好地去“清算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