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身经历的磨难启发，哈佛商学院历史学家南希·科恩转而研究那些克服逆境、为文明留下持久印记的历史人物。她发现，真正的领导者能够凭借智慧、同情心和韧性，在看似不可能的困境中奋力前行。科恩在《危机锻造：动荡时代中勇敢领导力的力量》一书中，记录了五位鼓舞人心的历史人物的故事。他们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位废奴主义者逃离奴隶制，成为作家和政治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位德国牧师后来成为反纳粹的双重间谍；欧内斯特·沙克尔顿——这位极地探险家在浮冰上的船难中幸存；以及蕾切尔·卡森——她的科学研究点燃了现代环境运动。科恩最近做客SiriusXM第111频道的《Knowledge@Wharton》节目探讨她的书，以及为何真正的领导者是后天造就的，而非天生如此。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实录。
Knowledge@Wharton：这本书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南希·科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的萌芽源于我发现自己接连遭遇一系列完全意想不到的危机，既有个人方面的，也有职业方面的。我父亲去世了。三个月后，我丈夫结束了我们长达15年的婚姻，离开了我。我患上了癌症，却没有任何风险因素。几年后，我又患癌了，让所有医生都困惑不解。我仿佛置身于巨浪和强劲狂风的围困之中。
我意识到自己受过历史学训练，于是拿起了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我从他人生的后期，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开始，倒着重读。读到他写给报纸的每一封信、每一篇演讲和专栏时，我都会想：“南希，你觉得自己正经历危机；林肯要应对的事情多得多，既要当总统，也要面对他和妻子遭受的种种个人失去。”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我们如何渡过危机？领导者又该如何应对？因为在林肯身上，这一点显而易见。领导者如何不仅带领自己和追随者渡过危机，还能因此变得更好、更坚强，更加投入于有价值的使命，并更能调动道德勇气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个极具吸引力的问题。这真正开启了这本书的创作。后来，我又发现了另外四位引人入胜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令人惊叹、扣人心弦，于是我便全力以赴地写了起来。
Knowledge@Wharton：大多数美国人都熟悉林肯的故事，也许也熟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故事。但您选择的其他人物——欧内斯特·沙克尔顿、蕾切尔·卡森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并不算家喻户晓。
“我只是觉得这些故事太精彩了，就像我们看过的最棒的电影。我一定要把它们讲出来。”
科恩：我把偶然发现的这些故事写进书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尽管我是历史学家，但我对道格拉斯所知甚少。我受的是欧洲史训练。我想，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他作为奴隶所克服的惊人挑战：他逃往北方争取自由，之后又作为不懈的活动家致力于废除奴隶制。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是一位探险家。1915年，他的船在南极洲海岸附近的冰层中被困。他和船员困在冰上，只有救生艇和一些罐头食品，也没有任何通信手段，可他不知如何设法，必须让27人的队伍全部活着回家。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德国路德宗牧师，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积极参与反希特勒抵抗运动。到了40年代，他成为纳粹政府内部的双重间谍，试图刺杀希特勒并推翻第三帝国。
蕾切尔·卡森是一位十分安静、低调的科学家和作家。她出版《寂静的春天》后，简直震动了世界，几乎凭一己之力开启了环境运动。那是在1962年。
我只是觉得这些故事太精彩了，就像我们看过的最棒的电影。我一定要把它们讲出来。
Knowledge@Wharton：朋霍费尔既是双重间谍又是牧师，他的故事简直是好莱坞编剧梦寐以求的题材。
科恩：我完全同意。这种事根本编不出来。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也是虔诚坚定的基督徒。在纳粹邪恶势力步步收紧之际，他年轻时曾多年讲授耶稣的登山宝训。他的家人有人在政府内部参与抵抗，因此他了解纳粹政府正在做什么，包括后来我们称为大屠杀的暴行之初。他越来越受挫，因为他无法通过自己和他人帮助建立的另类教会采取行动，抵抗纳粹政府。
最终，他不得不面对这个可怕的道德困境：“我们或许必须杀死希特勒，才能阻止更大的邪恶。然而，我们无法逃避自己所作所为的道德后果。”他为此苦苦挣扎，最终决定越过那条界线，采取行动。从内到外，他的经历都令人着迷。
Knowledge@Wharton：他面临的问题之一，难道不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尊重教会吗？
科恩：完全如此。他们对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毫无耐心，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教义，也不尊重犹太教。他们根本不尊重许多伟大宗教中更高尚的教义。他们竭尽全力控制教会，引导教会传讲支持其权力和纳粹教义的信息。再说一次，朋霍费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阻挠；这个威权政权一心发动战争，也要对自己的公民开战，把任何他们视为国家敌人的人都当作目标。本章中一些真正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部分，讲的就是盖世太保如何设法诱捕朋霍费尔。
Knowledge@Wharton：不幸的是，朋霍费尔遭到处决。当时，纳粹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他们认为你反对自己的政权，就会毫不犹豫地除掉你。
科恩：没错。朋霍费尔出身于柏林一个关系网深厚、声望显赫且极有权势的家族。他们并不支持纳粹政权，但在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他们竟然杀害朋霍费尔，说明他们决心彻底铲除被怀疑为敌人的人。1945年4月，他被德国政府处死。两周后，盟军挺进德国，解放了他被杀害的地方。只差几周，这位勇敢、严肃而无比无畏的人就可能活下来。
Knowledge@Wharton：我读得没错吧？他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
科恩：他在纽约度过了关键的一年，在联合神学院教书、讲学和学习。1939年，他又回到那里。当时德国的朋友设法把他送走，让他在国外待一年，以免他被征召入伍——纳粹在1939年正准备发动战争——或者被盖世太保逮捕。他到了纽约后意识到：“我无法心安理得地留在这里。我必须回去，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投身推翻纳粹德国的斗争。”战争爆发前，他登上了从美国驶往德国的最后几艘船之一，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还有一个月。
“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就不可能迎来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也不可能让美国摆脱奴隶制，重归其最初的理想。”
Knowledge@Wharton：您说，道格拉斯人生中的一些经历是很多人不了解或不理解的。请进一步讲讲。
科恩：我举一个至今令我难忘的例子。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借此增强勇气。道格拉斯是个强壮、聪明、足智多谋的少年，无法忍受身为奴隶的处境。他的主人把他送到一个名叫爱德华·科维的人那里，此人以“驯奴者”闻名。这些人的工作就是通过身体暴力和精神虐待，恐吓奴隶，让他们变得更温顺、更顺从。主人常把反抗的黑人男子送到这些人手里。
道格拉斯跟着那个驯奴者，心里很害怕。科维一直殴打他。他曾逃回主人那里，寻求某种补偿，可主人又把他送回科维身边。他担心科维会攻击自己。一个炎热的夏日星期一早晨，科维果然向他扑来。那一刻，道格拉斯决定直面恐惧，迎战科维。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扭打在一起，手里都没有武器。科维叫其他奴隶来帮忙，但他叫来的黑人男女都拒绝插手，只是在一旁观看。两个男人就这样扭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两人打成平手，谁也没能把对方彻底打倒。但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来说，平手就是胜利。科维退让了，此后再也没有碰过道格拉斯一下。
在他的第一部自传中，《一个奴隶的自述》，道格拉斯写道：“你们已经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沦为奴隶的。现在你们又看到，一个奴隶如何成为一个人。”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也找回了自我认同。他冲破了奴隶制，尤其是这个人，强加给他的多年抑郁和无力感，重新成为自己，找回了更强大的自我。当我们面对最深的恐惧，并迈出第一小步去直面恐惧、发现更真实、更勇敢、更强大的自我时，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有力量的启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而道格拉斯人生历程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
Knowledge@Wharton：他被视为19世纪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科恩：我认为确实如此。我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书中指出，在这五位人物中，亚伯拉罕·林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两位领导者最终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一共同目标而携手合作。他们彼此了解，也逐渐相互尊重。
谈到林肯这位伟大的解放者时，人们未必总会提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基层所做的一切，林肯就不可能完成他所做的事——颁布《解放奴隶宣言》，继而继续进行战争，以废除奴隶制并维护联邦。他作为发言人和活动家，与普通公民、政治家和记者合作，改变了北方白人对奴隶制的政治态度。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亚伯拉罕·林肯，就不可能迎来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也不可能让美国摆脱奴隶制，重归其最初的理想。这个人发挥了巨大、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Knowledge@Wharton：我们来谈谈欧内斯特·沙克尔顿，这位在冰上遭遇船难的极地探险家。我们听过不少船难故事，但能否克服最糟糕的处境，领导力至关重要。
科恩：您说得完全正确，一针见血，所以他的故事被放在书的开篇。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正是您刚才所说的鲜明例证。无论胜算多么渺茫，当局势严峻到极点时，人仍能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事，沙克尔顿就是如此。你读着故事不断翻页，心里会想：“情况不可能还会更糟吧。这不可能这么难吧。他不可能又遇上这样的障碍吧。”可他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他不知如何始终保持韧性、坚守使命、全心投入。读完后你会想：“沙克尔顿能让我们明白，只要真正调动内心深处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就能做到多少事情。”
把他的故事放在书开篇的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个故事，而且它扣人心弦，令人读来欲罢不能。
Knowledge@Wharton：请多讲一些蕾切尔·卡森的故事。
科恩：她是书中最后一位人物，也是唯一的女性。虽然我爱上了书中的每一个人物，但她在我心里有着特别的位置。她出生于贫困家庭，20世纪20年代进入大学。当时大多数女性不上大学，即使上了，也大多无法毕业。即便她们毕业，也肯定不会成为像她那样的生物学家；她们不会像她那样，选择靠科学谋生。
“当我们面对最深的恐惧，并迈出第一小步去发现更真实、更勇敢、更强大的自我时，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有力量的启示。”
她很快成为原生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供养并照料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侄女们。与此同时，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动物学硕士学位，并开始了一段职业生涯。最终，她把惊人的诗意优雅和对语言之美的敏锐，融入对科学严谨性与真理的坚定追求之中。她撰写的文章和书籍让人们轻松理解自然世界，却没有把科学讲得浅薄。
她不断追求并融合这两种天赋，用心培养它们，同时也逐渐认识自己。晚上回家后，她还要哄侄女们睡觉、做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和今天许多女性一样。20世纪50年代初，她写了一本书，名为《我们周围的海洋》，书中以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讲述海洋的壮丽、重要性及其环境影响。这本书成为畅销书，让她得以离开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工作。她在那里多年从事各种工作，主要负责编辑内容和相关事务。
她四处寻找下一个研究课题，偶然关注到农民、大型化学公司和家庭大量使用、却大多未经检验的杀虫剂。她戴上侦探帽继续了解得越多，就越焦虑、越担心这些杀虫剂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有点像我们这一生中发现的许多化学品和环境危害。
她开始拼凑出一个十分复杂、事关重大的严肃故事，揭示这些杀虫剂的危险。她 painstaking 地做足功课，为此花了数年时间。她反复核查，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她非常谨慎，不会过早发表任何内容。但随着消息逐渐传开，她和家人都受到威胁，因为陶氏化学、美国农业部以及许多机构都不希望这个故事曝光。然而，她决心坚持下去。她说：“如果我对此保持沉默，我就无法直视自己。”她就这样偶然找到了毕生事业。与此同时，在研究中期、刚开始写作时，她被诊断出患有侵袭性转移癌。
本章后半部分讲述她如何与时间赛跑，以及她如何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并以一种能号召公民为地球采取行动的方式公之于众：这种方式既不脱离现实，也不流于浪漫，而是务实且符合道德责任。这是一本非凡的书，至今仍畅销。它也令人读来欲罢不能，因为她文笔出色，让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极其审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