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轻人几乎有理由感到绝望和无助。无论他们看向何处，看到的都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匮乏的机会。
在某些地区和国家，这一问题更加严峻：从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到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它推翻了一个政府，却最终至今仍未改善普通埃及人的生活。事实上，货币近期取消盯住汇率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后，那里显然会先变得更加糟糕，之后才会开始好转。
当时，许多评论人士认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该地区民众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权利的运动。然而，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当时，埃及仍在承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旅游业等重要行业也远未恢复。此外，食品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造成了巨大的贸易失衡（埃及和委内瑞拉都是食品净进口大国）。
食品成本不断上升，贸易失衡难以为继，导致国内补贴计划难以负担；经济模式过度集中，容易受到足以造成重创的外部冲击；人口还在增长，需要“养活”——所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局势就像一排码放整齐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结果早已注定。这些国家已没有回旋余地，也没有时间去实现经济现代化，为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创造机会。
领导人退回现状，或是过于胆怯，或是利己心太重，或是腐败不堪，不愿作出艰难的权衡取舍，以解决众多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些都是悲剧性的重大失败。
在这种背景下，负责任的领导力意味着什么？虽然人们很容易给出那个永远不会错的答案——“视情况而定”，但我认为有两个普遍而关键的主题。
首先，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一样，必须得到有效管理，才能更具包容性。全球化会让整体的“蛋糕”变大，但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设法让更多人分享这块蛋糕。反过来说，在我看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过是新卢德主义，是一种误入歧途、终究徒劳的螳臂当车，只会让每个人分到的蛋糕都变小。
技术进步以及常被推崇的“知识经济”天然更有利于少数高技能人才，因此政府和私营部门可以、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考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实行累进税制，为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社会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必须在财务上可持续、杜绝腐败，并得到高效落实。
在社区层面，负责任的领导力必须鼓励更多志愿服务和馈赠——馈赠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知识，以及对机会较少者的指导——而这些个人和机构必须亲自以身作则。未来的领导人和劳动者需要了解全球化的影响，包括它带来的益处及其意义，从而激励劳动者在日益全球化、相互联系的经济中培养竞争力所需的技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群体被边缘化，无法或不愿适应这样的未来；社会项目需要创造性地设计，帮助这些人并惠及他们。
其次，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拥有深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政治学家、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桥接型社会资本能够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建立重要的人际网络。它让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性别、族裔和文化的人们分享和交流想法，并在利益多元的群体间建立共识。
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对他们所服务的所有人培养同理心和团结意识，从而促成集体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分享更大的蛋糕。同样，志愿服务和社区参与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在社交媒体和选择过多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被习惯性地引导，只与自己“喜欢”的人互动，或“加好友”结交观点或背景相似的人。这与理想结果恰恰相反，可能导致一些不负责任的领导人：他们社会资本薄弱、缺乏同理心，把世界看作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认为必须将其分割，而最大的一块应归自己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世界的未来，尤其是年轻人将要继承的世界，必须由我们共有的东西来定义，而不是由表面的差异来定义。
那么，负责任的领导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负责任的领导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内心渴望让经济这块蛋糕尽可能做大，为每个人创造机会；他们能够有效管理全球化，并致力于搭建桥梁，而不是筑起高墙。他们能让希望在绝望的汪洋中再度绽放，把绝望转化为乐观。
关于本文：拉万·布泰里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塑造者。她的文章入围了2016年全球塑造者征文比赛的候选名单，比赛主题是响应型与负责任的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