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领导人应更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更像企业家那样行动？简短的回答是，像这样的领导人并不多。基于科学证据做出决策的领导方式，或许就能避免把气候变化、能源贫困、空气污染、战争、水资源短缺以及迫在眉睫的难民危机等问题留给我们这一代，仅举数例。
科学家是世界上的证据探寻者、问题解决者、发现者、创造性发明家和合作者。回顾现代世界的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背后都有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身影：青霉素的发现、登月、电力的利用等等。
另一方面，企业家是主动出击者，是那些抓住体系漏洞或有缺陷流程中的空白，并通过创新引入变革，将其转化为机遇的人。他们是希望变革高效、迅速发生的实干家。我们身处全球化的动态时代，机器人、人工智能、医学和社交媒体领域的技术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速度都快于全球公民的接受速度和政府的监管速度，令我们无所适从。因此，负责任的领导力正是帮助我们驾驭这些充满挑战的时代所需的“X因素”，它不同于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领导者。
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复合型领导者：他们能像科学家一样寻找证据、排查问题后再做决策，又能像企业家一样敏捷、高效、迅速地处理有缺陷的流程？这或许正是应对那些偏好鼓吹民粹主义、性别偏见和社会分裂的领导者的良方。这一方法或许也能在科技主导力日益增强、气候变化和难民激增等全球性重大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带来秩序。
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就已掌握科学证据，表明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不断累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将对气候产生剧烈影响。试想，如果我们和我们所选出的领导人在走到这一危机关头、威胁数十亿人生命之前，就听取了科学证据，今天的地球将会好得多。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它表明在旧的领导模式下，人们对证据重视不足，缺乏超越政府任期或企业股东大会的长远愿景。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世界正前所未有地获得连接各国、各行业和各政治体系的机遇，并借助技术进步实现这些联系。只有培养出更加均衡的领导者，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机遇，解决全球性问题。这里有一个来自被忽视群体的领导者例子，如果可能的话，培养更多这样的人会大有裨益：安格拉·默克尔。她是一位量子化学家，她专注于证据，并以快速行动推动进步性政策，从而开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她在欧洲和国际层面应对金融危机，并推动医疗、能源发展等领域的国内改革，还在多数领导人袖手旁观时接纳了饱受战争蹂躏的难民。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像她这样不同类型的领导者。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是另一类领导者：他们善于寻找证据、以行动为导向、灵活应变，并追踪自身的进展与影响。新兴人物如鲁里·斯图尔特和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他们每当接触到事实，声音就会更加响亮，并针对其他领导者制造的问题提出行动方案和具体解决办法。这些是非传统的领导者，是真正不同的领导者。
当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抱有希望：通过总结已有的失败经验，并培养这种新型的多学科领导者，我们可以更好地为未来的重大挑战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培训决策者倾听科学证据，为此类证据的探寻者争取在决策桌上的席位，并选择能够扩大解决方案规模、而非激化问题的实干者。我们还需要对现有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进行再培训，使他们更多地融入具有影响力的领导圈层。
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并造就拥抱证据、远离炒作、假新闻和社交媒体操纵的多学科领导者，我们就能在全球希望的时代，对“领导力4.0”抱有坚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