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间，变化如此之大。2016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商界领袖聆听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阐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意义。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把握数字领域的商业机遇，但新的证据表明，我们可能错过了更大的回报：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根据数字化转型倡议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开展的分析显示，未来十年数字技术蕴含的100万亿美元价值中，最多可能有60%惠及社会，而非企业。
这一预测值得深入了解。以印度为例，数字技术可能在那里产生重大影响。简单应用技术就能改变生活在该国农村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数字化解决方案还可改善资金不足的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为社会创造4100亿美元的价值，并带来近500万个就业岗位。事实上，我们估计，数字技术在印度创造的1.2万亿美元潜在价值中，94%将惠及社会，而非股东。
即使在成熟经济体，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十分可观。在英国，改进车辆安全机制每年可使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减少9%，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则可帮助消费者节省250亿美元的保险及其他费用。未来十年，英国消费者通过网上购物可节省1000亿美元。
改变游戏规则
更广泛地说，数字技术将在保护环境和改善社区福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通过落实联合国旨在应对贫困、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新技术有望释放9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挑战在于，环境和社会投资的利润激励往往不足，而且回报周期远长于当今数字商业模式所能承受的时间。因此，这些价值中有很大一部分惠及社会的潜力将继续被束缚。作为商界领袖，我们必须与政策制定者合作，改变游戏规则——着眼于当下有利可图的数字机遇之外——从而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收益。
一些举措需要增加对基础设施或数字素养的公共投资，但也存在更具创意的机会，例如设立划定范围的监管试验区，让创新者试验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城市可以向共享经济应用开放其房产和资产，让人们更容易找到停车位或出租房屋。通过使私营部门的激励机制与公共利益相一致，城市将赢得纳税人的信任。
但首席执行官必须超越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制定新监管框架的范畴。他们还必须认同这样一项原则：成功不能仅以盈利和增长来衡量。例如，更有效利用客户赖以生存的稀缺资源的企业，将增强其市场的长期韧性。将消费者隐私作为竞争差异化优势的企业，则会赢得更高的客户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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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商界领袖将面临的悖论：一方面，鉴于当今变化迅速，我们需要打造灵活的组织，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短期市场信号；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目标，而这些目标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产生回报。
同样重要的是，商界领袖还必须转变技能要求和企业文化，确保组织能更敏锐地回应人类和社会需求。数字技术可以把员工从可自动化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专注于处理更复杂的业务问题。它还可以为员工提供新的工具和洞见，帮助他们设计更具创意的解决方案。
现在正是商界领袖展现敏捷、负责的领导力之时：确保我们不仅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商业机遇，也运用新获得的数字能力造福更广泛的社会。作为一个更加开放、互联、包容的世界的守护者，这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