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前六个月，两位德国哲学家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展开辩论。这个小镇正努力打响名号，成为思想旅游中心。前一年，爱因斯坦曾在那里讲学，还拉小提琴招待访客。
这场哲学论战的主角是恩斯特·卡西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他们抽象论辩的核心是一个根本问题：技术是在提升人类，还是在毁灭人类？
卡西尔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现代性带来的挑战深感着迷。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知识理论意味着什么？量子力学在哲学上有何意涵？然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也不得不面对一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或推动相关研究向前发展的，或许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而不是哲学家。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生活一塌糊涂。
他认为技术和理性毫无灵魂、使人丧失人性。他的哲学把人置于血统、土地与行动之中。然而，他的反智主义和民族主义神话也让哲学变得多余。在一个由海德格尔式英雄构成的世界里，人们几乎无暇思考，也不会重视思考。
在达沃斯，在他们辩论所受的种种技术限制下，海德格尔胜出，卡西尔落败。海德格尔的胜利象征着自由派知识分子陷入危机。他们在哲学上败下阵来，后来也将在政治上失利。
1933年，海德格尔已经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仰慕者，并加入了纳粹党。
同年，德国人卡西尔——出身于波兰犹太人家庭——逃离了他在汉堡的教授职位，此后余生都在国外度过。
民族主义虚无主义在思想上战胜了世界主义理想主义。
如今，我供职于一个在达沃斯汇聚各界人士的组织：世界经济论坛。那里有教授，也有商界领袖、政界人士等。虽然交流语言不那么学术，问题却依然如故。技术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我们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还是扎根于民族主义？我们是行动者，还是空谈者？
当今的信心危机，关乎的不是哲学，而是全球化。令西方经济体忧心忡忡的未来，也不属于德国，而属于美国。
这一未来在这篇书评中得到了鲜明呈现，书评评论的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亨廷顿说，美国有三种可能的未来：世界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一种未来中，世界重塑美国，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第二种未来中，美国重塑世界：没有竞争对手这一超级大国的挑战，美国将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把民主规范和理想带到其他国度。第三种未来中，美国仍是美国：它抵制世界主义的诱惑与虚假，并收敛帝国主义冲动。
亨廷顿毫不掩饰自己的偏好：一种美国民族主义，“致力于维护和弘扬自美国建国以来定义美国的那些特质”。他那鲜明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克林顿时代的全球主义毫无耐心。“达沃斯人”的文化——得名于全球精英聚集的场所——与对故土、家园和国家土地的召唤相隔甚远。
亨廷顿的神话是美国梦。
但它只属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
不存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之梦”。只有由盎格鲁-新教社会创造的美国梦。墨西哥裔美国人只有用英语做梦，才能分享这个梦想，也才能融入那个社会。’
亨廷顿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如今再度占据上风。
1944年，也就是恩斯特·卡西尔去世前一年，他在《国家神话》一书中解释了他认为德国发生的事情。
在政治领域，我们始终生活在火山土壤之上。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突如其来的震荡与喷发。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危急时刻，那些抵御古老神话观念复兴的理性力量都不再确信自身。此时，神话的时代再次到来。神话并未真正被击败和征服。它始终潜伏在黑暗中，等待时机和机会。
一旦人类社会生活中其他维系社会的力量因种种原因削弱，无法再抵御恶魔般的神话力量，那个时刻便会到来。
卡西尔没能活过战争。海德格尔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