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难民危机骤然成为全球焦点。2016年证明，危机并未消退。如今，2017年带来了一个作出抉择的时刻。
一年前，难民问题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备受关注。经过小组讨论、模拟活动和虚拟现实体验，与会者了解了相关问题，也获得了采取行动、带来改变的力量。讨论基调很有达沃斯特色：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正如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所说：“采取适当的政策，尤其是有效帮助难民融入劳动力市场，便能发挥难民的潜力，使所有人受益。”同月，7.3万名难民抵达欧洲，人们对找到解决方案仍抱有很高期待。
然而，尽管2016年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有所下降，地中海地区却迎来了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一年；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人在前往意大利途中遇难。全球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首次达到6,500万，其中86%身处缺乏足够援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超过半数的人不在难民营，而是住在城市，当地对他们需求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的了解仍然不足。
难民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针对难民的反弹情绪也在加剧，对支持难民满怀希望的达沃斯世界观同样遭到反弹。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的前几天，奈杰尔·法拉奇公布了一张具有欺骗性的海报，画面中难民正越过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边境，配文是：“临界点：欧盟辜负了我们所有人。”美国出生的奥马尔·马丁于6月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袭击Pulse夜总会，次日唐纳德·特朗普宣称：“我们必须阻止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美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没有证件，也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事实上，自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接收约18,000名叙利亚难民，不到全球叙利亚难民总数的0.4%；难民进入美国还需经过18至24个月的安全审查。
难民人数似乎还会继续增加，而政治和经济压力可能导致发展预算削减，进而削弱对难民的有效支持，增强迫使难民离乡的因素。法国、德国和荷兰即将举行竞争激烈的选举，极右翼势力信心日增，并得到媒体盟友的支持。随着欧洲各地政治竞选和经济压力愈演愈烈，难民将继续成为替罪羊。
2017年必须成为这样的一年：解决全球难民危机的方案不只停留在讨论层面，而要付诸实施。我提出四项政策解决方案：
第一，欧洲必须妥善安置已身处欧洲大陆的难民。这包括仍困在希腊的6万多名难民。国际救援委员会正在为他们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在帐篷中度过第二个冬天，面对冰雪和暴风雪，而他们的未来仍毫无保障。欧盟必须立即行动，改善希腊和意大利的生活条件，并迅速处理难民的庇护、家庭团聚和转移安置申请。德国和瑞典不能继续承担接收难民的大部分责任；其他国家也必须尽一份力。葡萄牙等国愿意接收更多难民，却因欧盟处理难民申请的资源不足而受阻，必须让这些国家能够提供帮助。
第二，美国必须延续其以难民重新安置为荣的传统。尽管有人声称情况并非如此，难民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前往美国都比通过难民安置渠道容易。至少四个政府部门进行生物识别检测、多轮面谈和姓名核查，这意味着难民是美国接受安全审查最严格的群体。欧洲也必须认识到，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合法可信的安全安置途径，是任何遏制人口走私者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三，人道主义援助亟须重大改革。这意味着要终结许多人道主义政策的短视做法，因为这些做法导致难民的健康、教育和生计遭到忽视。资源日益紧缺，分配也更加捉襟见肘，因此必须绝对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和高影响力，并依据有效做法的证据制定项目。去年5月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达成的《大交易》，要求捐助方聚焦成果、实施方保持透明，是最好的指引。大多数难民多年甚至数十年无法返乡，因此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让子女接受教育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要加强接收难民支持工作的经济层面，并与约旦、肯尼亚等目前承担了不成比例难民负担的发展中国家达成新的协议。
第四，世界必须牢记，忽视维和与缔造和平，最终就会产生难民。巴尔干地区、塞拉利昂和东帝汶等少数成功实现和平建设的案例，说明这项工作有多么艰难。但2016年表明，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应对忽视和平所造成的后果——从管理难民流动到帮助难民融入社会——同样困难。因此，投入外交努力和资源以终结并防止冲突，并在冲突发生时维护国际人道法，仍至关重要。
难民危机既是世界日益互联互通的结果，也是反全球化浪潮的成因。它既是政策挑战，也是政治挑战。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问题在于政策一直落后于政治。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很简单：从源头解决问题，凝聚政治共识；或者任由问题恶化，让非法的地下人口流动绕过再高的围墙。
解决问题确实需要政府发挥领导作用，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需要创新，公民也需要动员起来。这正是我希望今年在达沃斯听到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