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世界都有自己的假设。这些假设往往有误，或者遗漏了拼图中的某些部分。
我们或许完全误解了亚当·斯密；我们只关注他的《国富论》，却忘了他那本在许多方面更为重要的著作——关于《道德情操论》。营利性企业关注薪酬和职业发展。它们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计划未能回应人们内心深处想做有意义之事的需求。社会企业或许能赋予人们意义，却往往缺少职业发展体系，也难以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沿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向上（或向下）攀爬：先赚钱、获得地位，如果还有时间，或许有一天才能找到人生目标。先做好事（实现业绩），然后（有时）才做好事（造福社会）——这是一种非常线性的生活方式。在当前模式下，个人和组织创造利润，往往以牺牲社会为代价，却无需为负面外部影响负责。随后，政府制定法规来限制造成的伤害。这种以自利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形成了恶性循环，使社会陷入动荡与不平等，也使个人陷入抑郁。是否存在更好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的新诠释
是时候摆脱对资本主义的狭隘理解了。我们正处于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可以实现这一转变。新的紧迫感，加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为开明的领导者打造21世纪组织提供了独特机遇。
未来几代人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他们的期待与众不同。他们渴望拥有身份认同、真实感和联结，同时也追求财务成功。他们意识到，在网络化经济中，一切都变成了关系：我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取决于我满足他人需求的能力。因此，明智的自利意味着不应过度自利——这标志着我们正转向一种“开明的需求循环”。
这种思路并不只适用于西方富裕地区的人们。在内罗毕或开普敦最贫困的地区，以及墨西哥城或智利圣地亚哥工作时，我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例如，在南非开普平原，社会企业RLabs为戒毒康复者提供机会，让他们向邻居教授社交媒体技能。教导他人让他们拥有更深层的目标感——对许多人来说，这至少与收入增加同样宝贵。许多非政府组织对此有所误解，过于狭隘地关注资源，而忽视了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机会。
人们寻求有意义的工作，希望付出与所得相当。消费者想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希望进行有目标的投资。但领导者在探索如何打造既能取得良好业绩、又能造福社会的企业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
打造有影响力组织的三个步骤
根据我与世界各地企业和创业者合作的经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研究，以及对一些全球最成功首席执行官的访谈，我们归纳出三个步骤，帮助负责任的领导者兼顾财务与社会影响：
1）以行动为导向的目标：阐明组织的“变革理论”，并将其转化为可付诸行动的价值观。如今，人们厌倦了缺乏真诚的价值观宣言。真实且共同认同的价值观需要融入招聘、晋升和销售流程。让价值观变得具体可见，从而创造最终凝聚人心的事物。数字印刷公司Holstee的宣言因引发强烈共鸣，下载量超过1亿次。
2）问责：组织边界日益模糊之际，民主化不仅意味着组织架构扁平化，也意味着流程民主化：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简单的内部维基页面，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目标负责，包括首席执行官。这种透明度避免了向上级或下属“转嫁问责”，并建立信任。
3）技术：非常基础的技术也能成为低成本创新的平台。RLabs利用简单的手机和电脑与当地社区互动，社区成员往往随后会开发自己的产品和公司。RLabs几乎没有中央资源，却在五年内将业务拓展至15个以上的国家——这并非凭借炫目的技术，而是因为它增强了当地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而非取而代之。这意味着从“管理”转向“激励”网络化组织架构；消费电子集团海尔等大型企业如今也在推行这一做法。
解决这三个方面问题的领导者，能够打造影响力更大的企业，并提升员工士气。歌德曾说：“如果你把人看作他现在的样子，你会使他变得更糟；但如果你把人看作他可能成为的样子，你就能使他有能力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
我相信，企业能够成为强有力的平台，帮助人们成长为真正有能力成为的模样，从而变得更有生产力、也更快乐。现在，我们应当推动一场运动，重新阐明组织应该如何运作、能够如何运作。这样既能避免组织与社会遭遇崩溃，也能打造令我们引以为傲的组织。
Christian Busch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社区成员。他的文章入围了2016年全球杰出青年社区征文比赛，主题为响应型与负责任的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