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过劳致死问题严重到甚至有专门的名称

A call center personnel presses her hand to her forehead at an online brokerage company in Tokyo October 23, 2008. The Nikkei average fell 5.5 percent on Thursday and hit its lowest point in more than five years, with exporters such as Canon battered by a firmer yen and fears over the heal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REUTERS/Yuriko Nakao(JAPAN) - GM1E4AN0TZN01
"Karoshi" involves employees committing suicide or suffering from heart failure and stroke because of long work hours.Image: REUTERS/Yuriko Na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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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职场文化极其高压,20世纪70年代人们创造了一个词,意为“过劳死”。

所谓“过劳死”,是指员工因长时间工作而自杀,或死于心力衰竭和中风。

日本政府已采取措施减少过劳死事件,但专家担心这些措施力度仍然不足。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一直有一个词,用来指因在办公室待得太久而死亡的人:过劳死。 直译为“因过度工作而死”。

最近一例被认定为过劳死的员工死亡事件,涉及31岁的记者佐户未和。据报道,她在新闻机构NHK一个月内加班159小时,随后于2013年7月死于心力衰竭。

直到2017年10月初,她的死因才刚刚被宣布为过劳死。

在此之前,24岁的高桥祭曾在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工作,一个月加班105小时。2015年圣诞节当天,高桥从雇主大楼的屋顶跳下。电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石井正于一个月后辞职。

把自己活活累死

日本的过劳死概念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20世纪50年代初,首相吉田茂将重建日本经济列为首要任务。他动员大型企业为员工提供终身就业保障,唯一的要求是员工以忠诚回报企业。这项约定奏效了。如今日本经济位居世界第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吉田65年前的努力。

然而,吉田最初发出号召不到十年,日本工人就开始自杀,或因承受巨大的压力和睡眠不足而中风、心力衰竭。

研究过劳死历史的学者称,由于死亡主要与工作有关,这种病症最初被称为“职业性猝死”。为了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工人开始以极端方式检验自己至死不渝的忠诚。

时至今日,日本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状况几乎没有改善。

2016年的一份报告调查过劳死案例及其死因,发现对1万名日本工人进行的调查中,超过20%的人表示自己每月至少加班80小时。

在美国,16.4%的人平均每周工作49小时或更久。据该报告,在日本,这一比例超过20%。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休带薪年假。

过去,过劳死案例影响的主要是男性劳动者;如今,像高桥和佐户这样的女性也因坚守工作而承受后果。“凌晨4点了。我的身体在发抖,”据报道,高桥曾在一条推文中这样写道。“我快要死了。我太累了。”

在日本,年轻员工长时间工作并不罕见。老板期望仍在公司晋升阶梯上努力向上的年轻员工早到晚走,常常工作到深夜。31岁的销售员大贯武弘经常早上8点到岗,午夜才下班。他只有周末才能见到妻子。

无数其他日本员工也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等级森严的白领工作。晋升要靠拼命努力争取。人们也很少辞职,因为找新工作意味着从头开始,而不是从离职时的职位起步。

结果,整整一代员工都迫切地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对工作忠心耿耿。

如何彻底终结过劳死

日本正通过制定政策、让人们有更多休假时间来遏制过劳死事件。高桥于2016年12月自杀后不久,日本政府宣布推出“高级星期五”计划。计划立即生效,员工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可以在下午3点下班。

该计划实施八个月后,政府尚未取得多少成效。许多日本公司都在安排月度财务并力争实现月底销售目标;缩短工作日反而让人们更忙了。

“我们将从提振消费和推动工作方式改革两个角度听取各方意见,并在必要时审视这项活动,”负责该计划的日本政治人物世耕弘成近日向《日本时报》表示。

其他公司则尝试通过为员工提供早餐来减少过劳死事件,鼓励早到的员工不要待得太晚。还有一些公司允许员工根据需要增加休假时间。

然而,日本文化专家怀疑这些措施能否产生长远影响。他们认为,日本真正的问题在于对性别角色的看法。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罗森布鲁斯曾表示,缩短工时的最佳策略是:如果企业雇用更多女性,就给予其税收减免,从而扩大劳动力供给。但她也承认,这并不容易。

罗森布鲁斯向《商业内幕》表示:“企业的激励机制与改变这一问题的社会愿望并不一致,这该怎么办?这确实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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