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测，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升最终会带来每周15小时工作制。然而，尽管过去几十年间生产率显著提高，我们的平均周工作时间仍为40小时。
凯恩斯的推理是，少投入、多产出（也就是提高生产率），就能以更少的工作满足所有需求，从而腾出更多闲暇时间。但凯恩斯所处时代以来的数据和研究表明，企业把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留给了自己。
凯恩斯在世时，见证了自动化工厂的兴起、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以及电力、蒸汽和煤炭的更广泛使用。他写道，1919年至1925年间，美国工厂产量增长了40%。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生活水平，也彻底改变了劳动世界。凯恩斯预测未来技术会再次带来同样的变化，并非异想天开。
生产率的爆发式增长
一项研究显示，自1970年以来，“以办公室为基础的行业”生产率提高了84%，这几乎完全归功于计算能力。换言之，如今的办公室职员一小时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1970年的办公室职员需要五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1970年的一个完整工作日，如今只需1.5小时即可完成。
如今我们的生产率是凯恩斯设想的两倍。数字革命极大地提升了每位劳动者能够完成的工作量。
包括农业在内，最受益于新技术的行业，仅在1993年至2004年间，生产率就提高了46%，正值科技繁荣的巅峰期。农业技术创新是这场“生产率繁荣”的根本原因。
在法律行业，随着互联网于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无纸化”办公室的理念大幅提高了生产率，尤其是在大型律师事务所。如今，大型律师事务所正在投资云计算、文档管理系统乃至初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后者可能带来特别重大的变革，帮助事务所快速分析大量文件和数据集。
得益于这些技术，一份报告发现，在“80%的案件中”，刚毕业不久的法学院毕业生比在律师事务所拥有十年经验的人生产率更高。换言之，技术提升生产率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超过了实际工作经验带来的生产率优势。
工作时长停滞不变
然而，这些显著的生产率提升并未转化为更短的工作时间。原因部分在于政治，部分在于经济。
生产率提升没有带来工作时间缩短，反而引来了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呼声。例如，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和比尔·肖顿一致认为，“更高的生产率……会带来更多就业岗位和更高工资”。而凯恩斯则主张建立一个就业岗位更少、工作时间更短，却能带来更高工资的经济体，这看似自相矛盾。
从经济层面看，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已计入大多数公司的利润。员工工资增长停滞不前，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多年来却大幅上涨，直到最近才有所放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发现，自1978年以来，首席执行官薪酬上涨了937%，而平均工资仅增长了10.2%。换言之，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直接流向了高层。
许多行业的企业利用生产率提升来扩大规模，增加业务量。例如，随着20世纪90年代科技繁荣接近尾声，澳大利亚拥有全球40家最大律师事务所中的6家。在会计行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2010年代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增长，与此同时，据报道，其员工“累得要死”。
我们的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不应再讨论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好处，而应开始探讨生产率繁荣带来的机遇如何被错失。就像错失了对矿业繁荣征税的机会一样，澳大利亚也错过了因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生产率繁荣而大幅缩短工作时间的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阴影笼罩而来，人们再次开始谈论未来的科技乌托邦，我们必须面对过去的经济现实。技术非但没有让我们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反而被用来让我们维持相同的工作时长，受益者只有社会顶层。
如果构想得当，新技术理应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更多闲暇时间。但要实现这一点，生产率的提升必须与工资增长和工作时长直接挂钩。生产率提高后，要么工资随之上涨，要么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时间。否则，少数人将继续从多数人愈发艰辛的劳动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