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www.ilo.org）的数据，2015年其186个成员国中已有92%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
要估算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就业和区域迁移的因果影响，关键思路是利用最低工资引入之前，各地收入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比例所存在的空间差异。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最低工资导致贫困（最低工资影响较大）县出现净迁入或净迁出。
最低工资是应对收入不平等的一项常见政策工具。根据国际劳工组织（www.ilo.org），2015年其186个成员国中已有92%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已有大量且颇具争议的研究（Brown 1999；Neumark and Wascher 2008），但人们对其在不同地区造成的后果知之甚少。鉴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工资差距，我们可以预期，工资底线对较贫困县的影响会大于对较富裕县的影响，因为在较贫困县，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雇员人数更多。这会对区域迁移流动产生什么影响？人们会离开边缘地区，迁往更富裕的城市吗？德国于2015年引入全国统一的每小时最低工资8.50欧元，使我们得以探讨这一问题（Ahlfeldt et al. 2018）。
最低工资影响幅度
要估算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就业和区域迁移的因果影响，关键思路是利用最低工资引入之前，各地收入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比例所存在的空间差异。我们将这一变量称为最低工资影响幅度（Machin et al. 2004）。我们使用就业研究所（IAB）提供的就业经历数据（BeH）和综合就业履历数据（IEB）；这些数据涵盖德国全部雇员²，并结合了基于2012年人口普查1%样本数据进行辅助回归而估算的工作时长。为得出适当估值，我们将就业行业、就业所在联邦州以及各种社会人口属性纳入考量。此外，考虑县际通勤流动后，可以得出德国401个县各自的最低工资影响幅度。图1显示，一些地区，尤其是德国东部，最低工资影响幅度高达25%；而2014年慕尼黑只有约10%的雇员收入低于8.50欧元。
注：最低工资影响幅度是指2014年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所占百分比。
德国最低工资的影响
为了解法定工资底线对工资、就业和迁移的影响，我们主要比较2015年前后，最低工资影响幅度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这些结果指标上的变化。分析采用2011年至2016年的数据。在这一双重差分方法中，我们控制了不会随时间变化的任意县级因素，以及县级（线性）趋势。为处理德国分裂可能造成的遗留影响，我们允许这个曾经分裂的国家两部分分别呈现非参数趋势。
图2汇总了最低工资引入后，工资分布第10、第50和第90百分位数的小时工资如何变化。虚线表示反事实估计，即如果没有这项政策，工资可能会如何变化。显然，第50和第90百分位数的收入几乎不受影响；而在最低工资影响幅度较高的县，低工资劳动者（第10百分位数）的小时工资平均增速高于最低工资影响幅度较低地区的劳动者。具体而言，最低工资影响幅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第10百分位数的工资涨幅就会高出0.5%。这些结果表明，德国各地区的工资收入趋于收敛。问题在于，工资分布左尾工资上涨是否以受影响地区就业减少为代价。从理论上说，工资分布压缩可能是因为最脆弱的劳动者失去了工作；若是如此，工资上涨的正面影响就不只是机械结果，也会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结果。
注：结果来自县级—年份层面的事件研究，面板标题所示为结果变量，最低工资影响幅度（2014年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所占百分比）为处理变量。
图3明确回答了这一担忧。高影响幅度县的就业人数即使有所增加，也只是超过预测趋势，但这一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估计影响的经济规模极小。最低工资影响幅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估计仅增加0.06%，基本为零！不过需要注意，这些结果仅涉及短期，即最低工资法生效后的两年内。
注：结果来自县级—年份层面的事件研究，面板标题所示为结果变量，最低工资影响幅度（2014年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所占百分比）为处理变量。
最后，我们希望了解，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结果产生的空间异质性影响是否改变了区域迁移模式。根据上述发现，我们可以预期，这项政策降低了人们在德国境内从贫困地区迁往富裕地区的动机，从而抑制许多国家都能观察到的城市化趋势（联合国，2014年）。图4显示，2015年，最低工资影响幅度较高县的迁入和迁出人数相对于影响幅度较低县均有所下降，但这一影响在一年后消失。迁移是一项基于预期作出的长期决策，因此我们需要将更多年份纳入分析，以更全面、更可靠地了解迁移影响。短期内，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最低工资导致贫困（最低工资影响幅度较高）县出现净迁入或净迁出。
注：结果来自县级—年份层面的事件研究，面板标题所示为结果变量，最低工资影响幅度（2014年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所占百分比）为处理变量。
政策启示
根据我们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最低工资提高了工资分布较低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同时没有影响低工资劳动者的就业。这表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模型必须予以摒弃，至少对于低工资劳动者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似乎并未获得与其边际产值相等的报酬（Machin et al. 1993, 2004）。这是否会以利润下降或消费者价格上涨为代价，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不过，根据现有证据，德国近期商定将最低工资提高至2020年的9.35欧元，似乎是合理的。
不过，我们想强调，解读这些发现时应保持谨慎。第一，目前尚不清楚，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例如政策讨论中有人提议的12欧元或更高——是否会带来定性上相同的结果。第二，2015年和2016年德国经济形势稳健。失业率较低，企业家前景乐观，因此法定最低工资提高后导致失业的可能性较小。经济低迷时，同一政策可能会带来不同结果。第三，目前我们只能说明最低工资政策的短期影响。待后续年份的新信息公布后，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