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曾多次与年轻人交谈，鼓励他们投身商界。他们一再表达一种看法——许多同龄人也持这种观点：他们选择学习商科，似乎就意味着不支持自己的社区；最糟糕的是，这被视为默认接受历史上的道德失范或过度贪婪。
我也观察到，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各年龄段的人对“建制派”、商业和企业愈发持负面看法。由此，人们对全球贸易的疑虑日益加深，如今这种情绪已在发达世界各地显现。
诚然，贫困和不平等带来的紧迫挑战如此严峻，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对全球社会取得的进步感到悲观。但我们必须看到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带来的益处，以及企业一路以来发挥的作用。我们所有人都应坚定支持一个根本事实：企业和商业改善人们的生活。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贸易流动帮助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约36%降至2015年的10%。然而，尽管各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对这一成就至关重要，完成最后一段路程的并非政府。这一成果归功于彼此竞争、相互交易的各家企业。
这些现实足以有力反驳那些试图抹杀一切既有成就的人。这些论据必须为人所听见，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人最有条件阐明这些论据。企业界必须承担起分享自身影响力的责任，将其作为促进社会公益的有力工具。我们还必须更善于分享自己的价值观和故事，尤其是向年轻一代讲述。
我很自豪地说，我所在的组织——BMO金融集团——秉持强烈的企业责任意识。在思考本行的宗旨时，我认为我们都是银行家，但又不只是银行家。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凝聚力量、催化变革并赋能于变革，以推动向善的持续增长。从长远来看，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部分依赖于我们为建设更强大、更健康、更繁荣的社区所作的努力，让这些社区拥有更多发展壮大、长久延续的机会。
有些活动是我们运营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如果孤立看待，或套用过时的优秀企业公民模式来审视，它们似乎与我们的收入或承担的短期财务风险无关。例如，在与员工、客户、业务伙伴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中，我们确保政策和实践符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在推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将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纳入负责任银行业务的做法。事实上，我们是全球首批采纳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的银行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企业界为更广泛的社会，尤其是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带来的巨大成就，依赖于高收入国家持续实现经济增长，并惠及发展中国家和服务不足的社区。这显然是一项挑战。我们知道，发达世界各地的不平衡正在加剧，近期财富增长集中到了收入最高的人群手中。
这些失衡往往是年轻人焦虑情绪背后的推动因素。但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是对未来抱有希望，并相信前方会有更多机会。我坚信，各级企业领导者都能激励年轻人，并在他们心中树立更深切的希望。但他们需要看到证据，证明这些价值观也为他人所认同。
企业界如何支持就业不足者和弱势群体，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需要在整个社会寻求解决方案，包括确保女性和受残障影响的人士享有平等机会，并为近期失业者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热门技能培训。对就业和培训政策作出实质性调整，将使更多人获得工作，并提高工作效率。
请看仅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劳动年龄女性劳动参与率就是全国最高的，这得益于促进女性平等获得就业机会的公共政策。如果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至魁北克的水平，加拿大劳动力中将新增约30万名女性，一夜之间便可实现。我们必须寻求此类解决方案，让更多人更有效地就业，并更公平地分享机会。
寻求解决方案意味着与社区中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无论他们来自商界还是其他领域，共同建设一个对每个人都更具包容性、更公平、更平等的未来。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限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可持续性。
创造机会，让企业领导者齐聚一堂，是推动前进的重要途径。在面临自身经济不平等挑战的多伦多，我担任地方经济机遇领导圆桌会议主席。私营部门的领导者加入该圆桌会议，帮助找出他们可以用来推动变革的杠杆，并制定和引导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社区面临的问题，例如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创造包容性地方经济机遇的需要。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可扩展的举措推动切实变革、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这一模式很容易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复制。
企业领导者需要迎接这两项挑战：挺身而出，分享企业和现代商业的价值；并在社区内携手合作，解决经济不平等这一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作为领导者共同做到这一点，就能为建设一个更强大、更健康、更具韧性、最终也更繁荣的社会尽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