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摸不着它，却知道它就在那儿。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却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它是什么？
当然是未来。
可以把未来看作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共品。理论上，我们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未来。同时，我有公平机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不妨碍你拥有同样的机会。
未来如同水或空气，也有品质之分。其一，未来取决于一些硬性约束，例如自然资本的丰裕程度及其可持续性；其二，一代人拥有多少可能性，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公平机会来塑造未来，而这又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稳健程度、人力资本的韧性，以及制度资本的质量和包容性。在暴力冲突频发或分裂的社会中，未来是否触手可及，很可能取决于你身处何处。
因此，作为公共品的未来，其边界是“模糊且动态的”。它们源自有形与无形要素的复杂交织，而这些要素同时也是我们治理未来成效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未来不只是简单的公共品，而是新加坡政策制定者亚伦·马尼亚姆所说的“生成型公地”。我们今天的投资、创新和资源管理，能够拓展或压缩未来的空间。我们的决策方式——民主进程中的参与度、透明度和可信度——会影响支撑未来的社会资本质量。
一代人面对未来时所处的初始条件，无疑由前几代人的决策决定。因此，未来治理从根本上说是代际公平问题。未来如同森林或渔场，需要保护，免受人类只顾今日尽取所有的倾向所害；这种倾向不顾及明天我们和他人可能再无所获。事实上，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及其后继者而言，未来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沦为代际公地悲剧。
从继承遗产到背负债务
美国一群青少年提起诉讼，声称地球及其自然资源可能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以致“原告享有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等基本宪法权利”受到威胁。科学证据确凿：按照目前的速度，气候变化可能会不可逆地突破地球可持续发展的限度，迫使尚未出生的世代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短缺和流离失所。
未来正成为年轻人背负的债务，而非他们可以继承的公共品。欧洲和美国都存在这种情况。正如哲学家约翰·洛克在300年前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从父母那里至少得到“与他们拥有的一样多、一样好”的东西。过去十年，在25个发达经济体中，可支配收入下降或持平的家庭数量是1993年至2005年期间的10倍。 如今二十多岁这一代人最终可能比父母更贫穷。这并非巧合：Facebook在美国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对大多数千禧一代来说，人生成功主要意味着没有债务。
传统上，家庭福利会在年轻人经历艰难过渡期时为他们提供支持，因为他们工作所得最终将用于支付退休生活开销。这份社会契约已经破裂：政府向老年人提供的转移支付似乎已超过家庭向年轻人提供的转移支持。欧洲各国政府平均用于养老金的支出是教育支出的两倍。
当前的老年人主导体制可能使贫困成为代际遗产。在欧洲，拥有住房是财富的首要来源，也是50岁以上人群独有的优势。对“租房一代”而言，拥有住房不过是海市蜃楼。储蓄减少、更多收入用于支付房租，意味着组建家庭的人越来越少。即便组建了家庭，现代家庭面临的经济限制也会增加儿童物质匮乏的风险：这会阻碍认知发展，也能准确预测成年后的就业能力、社会流动性乃至犯罪记录等人生境况。欧洲正为这样一个未来做准备：届时65岁将相当于如今的55岁，而维持社会体系的劳动者会更少。老年人主导体制可能把今天的学生变成明天的穷人，也会让即将退休者的养老金更难持续。
未来世代面临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席位来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没有工会或劳工组织代表未来的劳动者，而诸如未来世代权利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根本无法抗衡当下和过去那些组织化利益集团的影响力。这种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中显而易见：大多数年轻人立场与老年人相左，却在投票失利后指责父母剥夺了他们的未来。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一代对民主及其制度的信任正在减弱。
然而，千禧一代并非只是老年人主导体制的受害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负有责任。如今千禧一代的政治行动力不足，未能充分抵消政策中的反未来倾向。与此同时，欧洲35岁以下选民的投票参与率持续下降。同样，欧洲年轻人中只有十分之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民活动。如果未来应像公共品一样得到治理，那么人们不能只要求领导层积极回应并承担责任，也必须参与其中。
未来治理的三项原则：韧性、可持续性与团结
一旦我们把未来视为需要守护而非占有的公共品，就能掌握相应的语言和工具，确保各代人都能公平获得机会。守护未来不应成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而应是人人都有切身利害之事。负责任且积极回应民意的领导者必须掌握创建公地的技能，并围绕三项政策行动原则加以落实：韧性、可持续性与团结。
韧性是个人、社群或系统在逆境中依然蓬勃发展的能力。它不仅是在冲击中保持某些特质的能力，也包括积极适应变化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智人从“无足轻重的动物”变成了统治世界的存在。要保持进步，就必须增强人们的韧性。
随着世界势必因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发生变革，增强人力资本韧性，例如投资技能培养，看来是实现更包容的未来工作和持续经济进步的最佳方案。创新将带来向上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当中需要有更多人做好准备把握这些机会。在21世纪，韧性很可能是最好的社会保障形式。
不过，个人未来的丰裕程度取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本的丰裕程度。换言之，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还有第四个维度，即制度维度，它或许是保障其他三个维度的关键。在宪法中确立代际公平原则——以可持续的方式将未来作为共同福祉加以管理——或许是应对人类短视行为的最佳良方。法国和瑞士已这样做，瑞典则设立了未来部。其他国家是否也该跟进？随后，同样的原则还应体现在国家预算中，以确保各国即使更换政府，仍能坚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如今普遍适用的框架中的承诺。在此背景下，并与追求韧性的目标相一致，积累人力资本最好被视为投资，而非支出。正如我们投资路灯和国防以推动发展、保障福祉，我们也应通过法律监督，以可持续的方式将未来作为公地加以利用。公共和私营机构都应推动自身采取预见性治理。
最后，既然未来是一种不应排斥任何人的公共品，团结就应成为其福利政策的根本原则。一项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如果退休时长设定为平均1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就能维持当前平均养老金占平均工资的比例。与此同时，欧盟约四分之一人口已达到退休年龄，而在意大利等国家，40%的年轻人失业。团结还意味着邀请老年人参与导师指导、志愿服务或培训活动，帮助下一代获得更公平的人生机会。
回馈也意味着为未来付出。如前所述，童年质量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机会，也影响未来劳动力支付养老金的能力。因此，事实证明，投资幼儿教育是提升国家繁荣程度回报最高的举措。
孩子入读学前教育机构的母亲，也更有可能从事技能要求更高、薪酬更好的工作。反过来，这会让孩子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提升其社会流动性。正如“技能孕育技能”，社会的韧性会增强，后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会更有效。显然，幼儿教育稳稳赚得到一个更聪明、更公平、更富裕——甚至更健康——且生产力更高的社会。
以未来付出，收获回报
从平均来看，人类的境况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好过。然而，身为人类，我们常常在好日子里做出错误决定。等到发现时，为时已晚，尤其是在资源人人可得的情况下。灭绝动物物种正是公地悲剧的受害者。未来恐怕也难以例外，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即将到来的世代的未来。
在未来变得过于稀缺之前，我们应将其作为公共品加以治理。幸运的是，未来是一种特殊的生成型公地，我们现在仍来得及塑造。未来的命运——以及当代和后代的命运——不会由我们的意图决定，而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韧性、可持续性与团结应成为未来治理的指导原则。我们应将这些原则确立于制度之中，推动制度以预见性和代际公平的方式治理。这样，未来就不再是偶然降临于我们。未来将成为我们自主选择去培育的公共品。我们为未来付出得越多，收获也就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