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威廉·贝弗里奇发表了其著名的社会保险报告,为随后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该报告的建议基于若干指导原则,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并非国家单独承担的责任,个人也必须发挥自身作用。另一项建议是,该体系不应抑制私人激励,相反,应激励人们寻求自身的机会。
事后看来,最后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当时,工人通常全职工作,领取行业通行工资,社会保障则为突发的疾病或失业提供救济。人们还预期工人将在预设年龄退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为65岁以上人群提供养老金。失业救济金与养老金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体系。这种清晰的结构使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相当简单。然而如今,社会变得复杂得多,工作时长、劳动合同、工资标准、薪酬机制和退休模式都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
贝弗里奇体系所依据的工作、疾病与失业这一简单模式,已无法反映人们如今赚取收入的现实情况。短期失业(人们通常在一段时间后找到新工作)只是较小的挑战。更为棘手的是,那些专精于某类技能的人发现其专业能力的需求下降,从而对其赚钱能力造成永久性拖累。这类情况对终身劳动收入的影响远比短期失业更为重要。当前以贝弗里奇为模板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面临此类不确定性的工人几乎无能为力。
鉴于当今环境,社会保障的基本设计需要转变:从以当前收入为核心、将失业与退休分开处理的体系,转向采用综合方法、并以终身总收入为参照点的体系。
工人在职业生涯中应能对自己的养老金感到安心。职业生涯过半时预期出现的赚钱能力下降,届时可部分通过动用职业前半段积累的储蓄来抵消。因此,提供养老金与保障工作期间的收入应纳入同一综合体系处理。这是一种“自我保险”形式,即人们利用自己的养老金储蓄来平滑劳动收入的冲击。累进税制可提供额外保障,因为劳动收入的下降部分可通过降低税负来弥补。社会保障的现代化还要求将失业保险与老年养老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整合将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创新。
荷兰拥有世界上最为广泛的资本积累型养老金体系之一。其养老基金的总资产约为该国GDP的1.5倍。近来,该体系已从确定给付型(未来待遇由合同预先确定)转向确定缴费型(一个子群体内的未来待遇总额取决于该特定子群体的累计资产)。这仅是迈向个人账户制度的第一步,而个人账户制度有助于建立完全个性化的养老金权益计划。荷兰或许是检验此类构想的天然试验场。
作者:Coen N. Teulings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 新经济思维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一名女子在里斯本一座公园里撑着伞坐在长椅上 REUTERS/Jose Manuel Ribei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