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忧虑优质就业的未来，不妨看看发展中亚洲面临的严峻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对全球工资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在印度，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每年有超过一千万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他们往往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当茶摊摊主了，更遑论成为计算机程序员。亚洲人对就业前景的焦虑程度，比美国人和欧洲人高出一个数量级。
印度是否应该效仿日本开创、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沿用的传统制造业出口模式？如果未来几十年自动化将使这类工作大多过时，这条路又会通向何方？
服务业当然也是一个选择。在发达经济体，80%的人口从事服务业，而印度的外包行业仍居世界领先地位。遗憾的是，这一领域的前路同样并不平坦。自动呼叫系统已经取代了全球呼叫中心业务中的很大一部分，许多常规编程工作也在被计算机取代。
中国的经济进步或许是过去3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但中国也在应对类似挑战。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高于印度，却也仍在努力每年让一千万人进入城市。自动化导致的岗位流失，加上越南、斯里兰卡等工资更低的竞争者带来的压力，使新工人的就业融入日益困难。
近期，全球保护主义抬头让这一棘手局面雪上加霜，富士康（苹果的一家主要供应商）决定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新建工厂，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诚然，新增的1.3万个就业岗位与印度和中国每年必须创造的2000万个（或更多）岗位相比，甚至与美国所需的200万个岗位相比，在美国创造的这些岗位都只是杯水车薪。
美国和欧洲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贸易更加公平，正如特朗普所说他将采取的做法。例如，许多中国钢厂配备了最先进的污染控制设备，但为了节省成本，这些设备可能会被关闭。如果由此产生的过剩产量以低价倾销到世界市场，西方国家完全有理由采取反制措施。
遗憾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由来已久，却很少采取精准打击的方式。更多时候，主要受益者是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人，而付出代价的是不得不支付更高价格的消费者。
过度封闭、拒绝外国竞争的国家最终会丧失竞争优势，创新、就业和增长都会受到影响。例如，巴西和印度过去长期受内向型贸易政策之害，不过近年来两国都变得更加开放。
另一个问题是，大多数西方经济体早已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特朗普政府最终意识到，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许多商品含有大量美国成分后，也不得不重新考虑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筑起高关税壁垒，可能造成与墨西哥岗位损失同样多的美国岗位流失。当然，如果美国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相当一部分成本将以涨价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
贸易也必将日益渗透到服务业。亚马逊的Mechanical Turk（机械土耳其人）（名称源自18世纪一台下棋机器，机器内部实际上巧妙地藏着一个人）就是一个新平台的例子。它让买家能够按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外包非常具体的小任务（例如编程或数据转录）。亚马逊巧妙的口号是“人工的人工智能”。
即使保护主义者能够阻止任务外包，代价又会是什么？诚然，在线服务平台确实需要监管，优步的早期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考虑到印度和中国每年需要创造的大量新岗位，而且互联网仍然高度开放，认为发达经济体能够严密限制服务出口，实在是异想天开。
那么，各国应如何应对技术和贸易的持续进步？在可预见的未来，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能够带来很大成效。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其他地区步履维艰，中国却继续扩展其庞大的物流和供应链网络。
在一个人们可能需要频繁、有时甚至彻底更换工作的世界里，成人教育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主要通过在线学习来实现。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各国需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加强再分配。特朗普所倡导的那类传统民粹主义贸易政策过去效果不佳，如今很可能表现得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