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数字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民主的削弱。
为应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重建国内和全球制度，使其更好地驾驭大型企业的力量，并引导技术变革的方向。
全球金融体系也需要增强韧性，包括通过监管来应对与数字化相关的潜在风险。
随着世界（有望）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社会面临与气候变化（Pisu等，2022）、不平等（Angelov和Waldenström，2021）、数字化（Benzell和Ye，2021）以及民主受侵蚀（自由之家，2021）相关的重大挑战。基于历史经验、理论模型和数据分析，经济学家可以为这一讨论作出贡献。
本专栏推出一本新的电子书，收录了在韩国金融研究院（KIF）第3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三篇论文，以及评论人的意见和小组讨论的总结（Beck和Park，2022）。这些论文探讨了应对社会挑战所需的制度变革，以及更好地管理全球金融公域所需的改革。
重大社会挑战
正如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其章节开头所指出的，当今世界面临四大根本性的生存挑战：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民主的削弱。这些挑战不仅需要紧急行动，还因疫情而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这些挑战也为使制度更具包容性提供了机遇，但它们同样需要全球合作，而由于近年来美中对抗日益加剧，全球合作已大幅减弱。
阿西莫格鲁认为，不平等加剧主要是由全球化推动的，但更重要的是，由专业软件和机器人等新型数字技术推动的。这些技术使以往由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工人完成的工作实现了自动化。企业利润关注度的上升、工会力量的削弱、缺乏必要监管的全球大型科技企业的崛起，以及资本税负低于劳动税负，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这些趋势正在加剧。人工智能不仅延续了自动化趋势，还促成了民主的倒退，并导致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急剧下降。
新制度与全球合作的必要性
为应对这些趋势，阿西莫格鲁呼吁重建国内和全球制度，使其能够驾驭大型企业的力量，并显著引导技术变革的方向。与此同时，有必要加强对技术的监管，使创新的构成从污染环境、导致气候变化的技术转向，同样也要使其从硅谷对自动化的过度关注中转向，更多地转向以人为本的技术，这类技术能够为各种技能水平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更具体而言，需要征收全球碳税，税率可能不低于每公吨碳150美元，这大致接近瑞典目前的碳税水平。同时，还需要辅以积极且即时的补贴，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及其他绿色技术的研究，包括储能和运输技术，以及用于分配可再生能源的智能电网。
金融一体化世界中的新风险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在其章节中梳理了全球金融市场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演变，重点关注市场国内影响的变化、新冠危机所引发的压力，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其分析的一个核心主题是通过改革来增强市场韧性，以提升金融稳定性。
塑造这一演变轨迹的趋势之一，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之间的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虽有所放缓，但仍呈上升态势。全球金融交易的规模似乎与任何基本经济需求或经济活动都不成比例，但它却形成了一个容易脆弱的体系。
另一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存在全球金融周期，在这一周期中，全球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资本流动以及银行借贷呈同步变动。高收入经济体似乎相对容易地吸收由此产生的冲击，原因在于其金融市场更为深入和灵活，其财富水平、政策框架通常更具可信度，以及全球金融安全网（GFSN）的各项要素，而这些经济体从中获益尤为显著。对新兴市场而言，全球金融周期与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灵活汇率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EMDEs免受全球金融状况变化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周期的下一个收缩阶段，EMDEs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突然停止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全球有效疫苗的推广不均衡，这可能威胁许多EMDEs的经济复苏。第二，EMDEs为应对危机所实施的财政措施，使其更易受到发达经济体加息的冲击，而这种加息可能已经开始引发全球金融周期的收缩阶段。在一些EMDEs中，新主权债务发行集中于国内银行资产负债表，这带来了主权与银行之间形成“死亡螺旋”的可能性。
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
为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具韧性，需要进行哪些政策改革？奥布斯特费尔德呼吁：将监管范围扩展至非银行金融中介，因为在银行监管收紧之后，风险已向该领域转移；扩大双边央行互换额度的适用范围，将其作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组成部分；重新审视资本流动措施的使用，将其作为增强小型开放经济体稳定性的更大政策工具箱的一部分；并建立新的主权债务重组框架，因为在许多新兴市场主权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这一框架可能有其必要性。
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在第三章中，托斯滕·贝克（Thorsten Beck）和朴永哲（Yung Chul Park）探讨了金融部门面临的短期和长期挑战。这些挑战既与退出疫情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相关，也与经济转型、数字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相关。随着社会逐步走出疫情，政府支持措施的退出顺序对于避免“悬崖效应”和经济疤痕至关重要，同时，这一顺序也关系到经济复苏的速度，以及如何管理必要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除了退出针对企业和金融部门的直接支持措施外，还面临货币政策正常化和财政整顿的挑战，世界各国和地区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正常化需求各不相同。
除眼前的挑战之外，过去几十年间银行体系经历了结构性变化，改变了其在中高收入国家中的作用。尽管向家庭而非企业发放的信贷比重有所上升，但企业部门中无形资产的作用日益增强。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更难为传统银行所融资，这一趋势也可以解释企业持有现金增加的原因。银行的业务结构已向非中介业务扩展，同时，银行监管趋严提升了非银行金融中介的重要性。这些趋势改变了我们对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同时也强调，我们必须超越传统银行体系，关注金融体系中的其他领域，包括私募股权和债务提供方。
数字化可能颠覆金融业
数字化已成为银行业的一股重要颠覆性力量。传统银行面临来自新兴参与者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参与者包括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和科技平台（大型科技）公司，而监管应对措施对金融体系的未来结构至关重要。这些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引发了一个问题：数字化与结构性变化带来的收益能否超过新风险，以及未来的金融部门将呈现何种面貌。
贝克和朴永哲探讨的最后一项挑战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既给金融体系带来问题（气候、监管和转型风险导致资产搁浅和不良资产），又要求金融体系发挥关键功能，进行必要的资源再配置。然而，初步证据表明，银行支持此类转型的动力可能有限（尤其是与公共资本市场相比），这使得监管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成为焦点，同时也引发了金融体系不同领域相对作用的问题。
结论
围绕这些议题的讨论进一步凸显了经济学家可以并且应当作出的重要贡献，即为人类整体以及先进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走出疫情过程中所面临的当前挑战提供支持。这一退出过程给全球各国政策制定者带来诸多挑战，同时也提供了解决人类根本性风险、迈向更安全、更可持续世界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