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民抢走本地人工作并给纳税人带来巨大成本的担忧，仍在多个国家的选举竞选和政策讨论中发挥影响。在最近的一次全民公投中，瑞士民众否决了欧盟工人的自由流动。在德国，人们越来越担心，数百万来自欧盟新成员国的贫困移民会因慷慨的福利国家而涌入该国。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主张，应大幅限制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以减少流入英国的人口。在美国，尽管各方都认为移民法需要修订，但在如何推进这一工作上存在深刻分歧，尤其是在解决无证工人问题上。
经济学家在引导这场辩论方面作用有限。尽管长期以来他们对移民的益处持乐观态度（Borjas 1995），但他们的分析框架采用的是简单的充分就业模型，既不包含再分配，也不包含失业。政策制定者指出这些模型的抽象程度很高，认为它们可能遗漏了现实中非常关键的特征，这并不令人意外。
标准模型假设充分就业，工资等于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结果显示移民带来的收益较小，因为只要移民与本地人的技能分布不同，他们对生产的贡献就会超过其所得报酬（Borjas 2003）。然而，在许多经济体中，工资是通过协商确定的，并非由竞争性市场设定。
此外，非自愿失业确实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也较为缓慢。同样重要、而标准框架中也缺失的是，福利国家会将就业者的收入转移给失业者，并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这可能意味着本地人与移民之间存在净转移。
一些近期论文（例如 D’Amuri et al. 2010）已开始在分析移民影响时纳入劳动力市场摩擦。然而，这些论文回避了对劳动力市场中求职与失业过程的详细建模。此外，公共财政文献中的一些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均有）考察了移民对福利国家的净贡献（例如 Dustmann and Frattini 2013、 Boeri 2010）。但这些论文仅考虑了部分形式的再分配，且确实未纳入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作用。
在我们近期的工作论文中（Battisti et al. 2014），我们将工资协商、求职摩擦以及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福利国家引入一个框架，该框架仍包含移民与本地人在生产中的技能互补性。因此，本地人获益的传统且重要的渠道（技能互补）被引入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其中存在摩擦和再分配，这可能使移民对本地人构成代价。随后，我们对模型进行了校准，使其与我们观察到的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统计数据相匹配。
我们还模拟了两种“反事实”情景：
（一）与不存在移民（边境关闭）的情况相比，现状下本地工人的福利如何？以及
（二）过去10年的移民对本地人福利产生了何种影响？
观察所考察的20个国家中技能相近的本地人与移民的工资，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规律。首先，在受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移民的工资通常低于本地人。其次，移民的失业率通常更高。
表1。移民与本地人对比：经合组织内部的跨国差异
表1第3行和第4行显示，在相同教育群体内，移民的工资低于本地人，且这一差距在低技能群体中尤为显著。此外，如表1第5行和第6行所示，无论高技能还是低技能移民，失业的可能性都更高。即使考虑到合理的生产率差异，这些差异仍表明：
（一）移民的外部选择机会比本地人差，因此通过协商获得的工资较低；以及
（二）移民更容易遭受岗位消失的冲击，因此更常处于失业状态。
移民如何促进就业创造
企业的就业创造是我们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产生了移民的两个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如果企业在求职过程中无法区分本地人与移民，但可以向移民支付较低工资（数据中的实际情况即是如此），那么移民的存在会提高就业创造的平均回报。这会促使企业创造更多岗位，其中部分岗位将由本地人填补。
然而，如果与移民的雇佣关系更容易中断（正如其较高的失业率所暗示的那样），就业创造的预期回报就会降低，企业创造的岗位也会减少。哪种渠道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各机制的相对强度。在我们的模型依据数据仔细校准参数后，即可对此进行模拟。
图1。两种移民情景下本地人福利的变化，%
我们对模型进行校准，使其与表1所示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经验矩相匹配。除移民的相对劳动力市场表现外，我们还使模型与公共支出的实际情况相匹配，假设政府通过比例税为公共物品和失业救济提供资金。我们同时也使人均GDP和两个教育群体的平均岗位持续时间与实际情况相匹配。
图1展示了两种主要情景的结果。在第一种情景中，我们计算了2011年观察到的现状与不存在移民（边境关闭）的假设情形之间的福利差异（这也可以理解为税后实际收入的差异）。我们发现，在20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本地人从移民中获得了正向福利收益。除瑞士（那里的影响基本为零）外，其他所有国家的本地人平均而言都从移民中获益，且有时收益相当可观（最高可达税后收入的2%）。
在第二种情景中，我们计算了2011年现状与假设移民占比维持在2000年水平的情形之间，本地人的福利差异。我们发现，在16个国家中，近期的移民带来了正向收益。
在20个案例中，有14个案例显示，现有移民存量使两类本地人群体（受过大学教育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福利都有所改善。在没有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标准模型中，这种帕累托改进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已在当地的移民，也因移民的存在而福利改善。同样，在标准框架下这一结果极不可能出现，因为新移民与既有移民的替代性，要高于与本地人的替代性。这些略显意外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上文所述的就业创造效应。具体而言，移民可以通过影响就业创造的激励，为劳动力市场的运转“加油助力”。
是什么解释了各国在收益上的差异？
我们分析的比较静态结果表明，以下国家特征会增加本地人从移民劳动力占比提高一个百分点中获得的收益：
（一）无论技能群体如何，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工资差距越大；
（二）低技能群体中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失业差距越小；
（三）失业保险越慷慨；
（四）移民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越高；
（五）政府支出越低。
其直观逻辑如下。移民议价能力较低意味着其工资较低，这会促使企业创造更多岗位。此外，移民较低的岗位损失率使雇用移民对企业更有价值，同样会鼓励企业创造更多岗位。更慷慨的失业保险制度会使移民对本地人更为有利，因为较高的失业救济会减少岗位创造，而移民有助于缓解这种扭曲。换言之，当扭曲较大时，“加油助力”效应及其对失业率的降低作用尤为有价值。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例较高以及政府支出较低，都会增加收益，因为它们降低了从本地人向移民进行再分配的程度。
结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移民进入竞争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未必会恶化本地人的就业状况。相反，移民可以改善企业的岗位创造激励。因此，旨在消除移民与本地人工资差距的措施可能会损害本地人的利益。如果移民经常失业，或其中太多人缺乏技能，这种积极效应就会受到威胁。因此，降低移民岗位损失率的政策将有助于本地人。最后，与普遍看法相反，即使在本文所构建的更为现实的框架中，移民似乎也不会损害低技能本地人的利益。这是因为移民通常在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与较低者之间保持平衡，因为其岗位创造效应可以发挥帮助作用，也因为对移民的再分配并不像辩论中常被认为的那样大。
与 Vox
合作发布。作者：Michele Battisti，Ifo经济研究所（慕尼黑大学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 以及Panu Poutvaara，Ifo国际制度比较与移民研究中心主任。
图片：移民工人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工作 REUTERS/Al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