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谈论机器人取代人类的话题在工作中、在学校里，甚至在床上，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社区学院的学生正为机器人时代做准备。
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学院院长的瑞安·戴维斯说，失业工人不断来到学院接受再培训。许多人就读于学校的技术和机器人项目；学院邻近波音的一处大型设施，因此航空航天项目颇受欢迎。
他说，其中许多人，尤其是曾在制造业或文职岗位工作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已被自动化或计算机化而来上学。有些人的雇主甚至破产了。如今，为了让自己重新具备就业竞争力，这些员工正努力学习如何与取代了他们的机器人并肩工作。
他说：“总体而言，接受再培训的人最难[安置]。”他还补充说，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往往顺利得多。“这些学生确实最为吃力，我们也尽力为他们提供最多的服务。”
劳动者的技能可能突然过时，这一现象凸显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快的速度接管职场？人们也担心美国的制度和社会安全网是否做好了准备。这也是美国普遍问题的一个缩影：准备严重不足，政策选择寥寥无几，难以帮助劳动者应对自动化、生产率提升、地域迁移，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深度经济衰退等经济冲击。
正是这种缺失及其引发的愤怒，帮助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
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在制造业最为显著，但正日益波及传统上由白领从事的服务业岗位，戴维斯说。
大衰退之后，长期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尤为严重，而且一直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常态；与此同时，整体失业率已从2009年10%的峰值降至如今仅4.5%。自动化虽不是失业的主要来源，却也助长了这一现象，因为劳动者的技能往往更快过时，长期失业后重返就业市场也因此更加困难。
在此背景下，一些政策解决方案开始流传，其中许多仍有争议。这些方案旨在应对自动化兴起可能带来的长期失业问题。以下回顾其中一些方案及其利弊。
全民基本收入
或许这是最广为人知的理念，目前正在小范围试行，例如在加拿大等地和芬兰；它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每位公民无论就业与否、收入多少，都定期从政府领取一笔足以维持生计、但谈不上宽裕的款项。其设想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份不附带条件的经济缓冲，政府便可通过取消福利和失业救济等成本高昂的社会项目来节省开支，同时鼓励个人承担风险、创业、换工作、重返校园或尝试新的职业。
荷兰历史学家、基本收入倡导者鲁特格·布雷格曼在今年的TED演讲大会上就这一主题发表演讲，并获得全场起立鼓掌。
“贫穷不是缺乏品格。贫穷是缺钱，”他对听众说。“贫困者往往饮食不够健康、存钱较少，也更常吸毒，因为他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
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社区学院的戴维斯也是一位坚定支持者：“大多数人都会受益，”他说。他认为，基本收入能给中产家庭一些经济上的喘息空间，让他们敢于承担原本会避开的风险，从而推动创业。
不过，基本收入的批评者指出，政府发放的款项或许有所帮助，却远不及一份能让个人实现自身潜能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
“关于保障最低工资的讨论很有意思，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行得通。但这就像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救济，”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学教授卡莱斯托斯·朱马说。“人活着并非为了购物。他们渴望人生有目标，提升自己的能力或专长，并通过自主和创造力表达个性。在我看来，让更多人广泛获得新兴技术，比提供姑息性的最低工资保障更有益于社会。”
全民基本收入还有一个争议点：为什么要给所有人发钱，甚至包括富人，而不是只给有需要的人？倡导者认为，鉴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普惠项目广受支持，这种主张并非毫无道理：针对特定群体的项目很容易成为未来取消的对象，恰恰因为它们缺乏广泛支持。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审查会带来一系列成本和社会评判，反而模糊了基本收入试图避免的那种简单性。
负所得税
保障最低收入这一理念，按当今政治标准听起来相当自由派，实际上却与一位极为保守的经济学家的构想密切相关。这位经济学家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提出了：负所得税。
“提出负所得税的方案，是要通过给穷人所需的钱来帮助他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求他们去见政府官员，逐项说明所有资产和负债，再被告知房租最多可以花X美元、食品最多可以花Y美元，最后才得到一笔救济金。”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说。“负所得税的理念，是以对待富人的方式对待穷人。两类人都要申报纳税，待遇也应平行一致。”
这一构想的基本思路相同，即建立一张社会安全网，确保劳动者的工资不会低于某个水平。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该计划将作为下列项目的扩展版本运作：劳动所得税抵免，因此只向需要这笔钱的人提供，而非覆盖全体人口。他的设想是，在确保所有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机会平等的同时，简化规模庞大的社会福利官僚体系。而且，由于对象范围明确，成本可能远低于全民基本收入。
政府就业保障
应对突如其来的裁员——用经济学家偏好的委婉说法，就是“劳动力错位”——还有另一种方式。这类裁员可能由自动化、外国竞争等多种因素引起，解决之道是直接处理根本问题：创造就业岗位。
这是一项更具进步色彩的提案，要求政府直接创造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私营部门服务不足的领域，例如老年人照护、儿童照护、医疗、教育和艺术。这些岗位的薪酬应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但又不能高到“挤出”私营部门的活动。该提案也称为“最后雇主，这一称呼借鉴了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该提案在政治上支持有限，主要由左翼学术经济学家倡导。不过，面对持续失业问题束手无策的政策制定者，或许很快就会重新翻阅那些教科书和政策简报。
更广泛的社会安全网
一篇近期备受关注的经济学论文指出，白人工人中出现令人担忧的“绝望之死”趋势他们已失去所有希望。
这篇论文没有提到，美国的社会安全网远不如其他富裕国家完善，因此很难直接比较。可以想想全民医疗、负担得起的教育、人人可及的托儿服务——这些都是欧洲福利国家的标志，无论好坏。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类项目从长远来看实际上会抑制经济增长，但很难否认它们有助于人们渡过经济衰退。例如，德国利用企业与工会之间更具建设性的关系，在衰退期间制定了工作分享方案，让员工暂时减少工时，同时保住工作。德国的失业率不像美国那样达到10%的峰值，而是在2008年最高达到6.6%。德国著名的学徒培训项目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许多借鉴；人们认为，尽管机械化程度提高，该项目仍支撑了较高的制造业就业水平。
机器人税
自动化观察者近期关注到的一个新想法是征收机器人税。微软亿万富翁创始人比尔·盖茨（微软的计算机并未被当作机器人征税）最早提出这一想法，此后它引发了广泛讨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预测则更加悲观，他呼吁建立“世界政府”，以阻止人工智能可能接管人类社会。
前财政部长、哈佛经济学家兼金融业顾问拉里·萨默斯认为，对机器人或机器这类提高生产率的工具征税，在经济上毫无道理。“阻碍进步并不是帮助处境不利劳动者的好策略，”他在《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公共政策问题上，我通常认同比尔·盖茨的观点，也赞赏他强调市场与技术的综合力量。但我认为他这次严重偏离了方向。”
生产率困局
“我们拥有大量工作岗位，这是好事——我们本来就希望如此。但在经济增长如此低迷的情况下，竟然能创造这么多工作岗位，这说明存在一个重大问题：生产率增长非常低，”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于4月11日说。
哈佛大学的朱马表示，自动化总体上虽有益处，但一直伴随着一定代价。
“区别在于，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可能会造成严重冲击，因此日益加剧的焦虑无法靠一厢情愿消除。音乐创新并没有催生完全机械化的管弦乐队，但在不久的将来，全机器人化的工厂将成为常见的工业景象，”朱马说。
他说，机器人与以往的技术并无不同，都是一种能让掌控它的人致富的资源。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分配，而非自动化本身。
“机器人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主人，但拥有机器人的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