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日益担忧西方经济体企业部门的活力正在放缓。Decker等人（2014）记录了美国年轻企业活动的下降，如图1所示。该图显示，年轻企业占比从1992年的近45%稳步下降至2011年的约35%。图中还显示，年轻企业的就业占比从1992年的16%下降至2011年的11%以下。最后，它表明，在此期间，年轻企业的新增就业占比从37%降至29%以下。
图1 美国年轻企业活动占比下降（成立不超过5年的企业）
利用1990至2013年期间详细的瑞典雇主-雇员数据，我们发现，就多种企业家活动衡量指标而言，瑞典未出现下降，或下降幅度较小且出现得较晚（Heyman等人，2019）。
图2显示了与图1同一时期瑞典企业部门的发展情况。瑞典年轻企业（成立不超过5年）占全部企业的一半以上，年均约55%，与上文图1所示的美国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新增就业占比也呈现类似格局，即瑞典年轻企业的占比较高且随时间推移更为稳定，这与美国对应企业的格局不同。
不过，瑞典年轻企业的就业占比变化与美国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在瑞典，年轻企业在企业部门就业中所占份额较大，但年轻企业（成立不超过5年）的就业占比存在下行趋势。若将年轻企业定义为初创企业，即全新成立的企业，则不存在这一下降趋势。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其就业占比在研究期间保持稳定。
图2 瑞典年轻企业（成立不超过5年）的活动占比
在更详细地考察企业和就业动态时，我们发现，在此期间瑞典企业部门的初创企业比率有所上升。然而，企业的就业损失率也有所上升，尤其是成立后第一年的企业。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最年轻企业就业损失的增加导致经营不足五年的年轻企业的就业占比小幅下降。
从行业来看，瑞典年轻企业新增的大部分就业出现在不断扩张的服务业，这与美国的证据形成对比：在美国，年轻企业在服务业的新增就业有所减少。在瑞典，其他动态格局似乎主要由服务业驱动。例如，初创企业的新增就业来自服务业，而就业损失在该行业中也日益重要。
初创企业和年轻企业在美国的就业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美国的证据表明，在每个年龄组内，企业年龄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成熟企业的新增就业率低于年轻企业。尽管我们在瑞典也发现了类似趋势，但这种关系似乎不如美国那样强。瑞典企业中，成立1至7年的企业其净新增就业相对稳定，而美国的这一比率下降速度更快。
20世纪90年代的微观改革方案提升了瑞典企业部门的创业活力
那么，与美国相比，瑞典企业部门近几十年来更具创业活力，原因何在？为何瑞典较低创业活力的迹象出现得更晚？
我们在两篇此前的论文（Heyman等人，2015、2018）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瑞典经历严重经济危机后实施的一揽子广泛企业改革方案，有利于创业活动，这很可能是一种解释。人们常认为，使瑞典得以从危机中复苏的是宏观经济改革，例如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或采用由独立中央银行实施的通胀目标制。与此不同，我们强调微观层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消除了若干产品和服务市场中新企业进入及成长的壁垒，并使企业所有权和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
在Heyman等人（2015）中，我们研究了1996至2013年期间瑞典企业部门的生产率发展。如图3所示，此期间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效企业的进入和低效企业的退出。新进入者在短期内不会带来生产率增长，因为进入市场的企业往往比平均水平的生产率更低。然而，新进入者在长期内会带来重大的生产率提升。瑞典企业部门平均生产率总增长的一半以上来自1996年或之后成立的企业，这反映了一个筛选过程，即只有生产率最高的新进入者才能存活。
图3 1996至2009年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
瑞典的这一营商环境发展与美国营商环境的发展形成对比，Zingales（2012）等人对此有所描述。他认为，美国已演变为一个更偏袒既有企业而非新进入者的经济体，从亲市场转向了亲企业。
改革还是技术发展？
在Heyman等人（2019）中，我们还讨论了其他可能的解释。我们强调，一个互补性的解释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为驱动的结构性变革在瑞典开始得较晚，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此期间瑞典服务业的就业创造过程比美国更为强劲。
进一步分析瑞典与美国之间观察到的差异将具有意义。如果两国调整节奏的不同源于监管和制度的差异，则表明以微观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可能对长期就业和生产率增长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驱动力是信息通信技术实施时间的不同，那么此类以微观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的福利影响将有所不同。沿此方向开展研究似乎很有必要。
当前改革的必要性
尽管瑞典的改革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深度危机之后的几十年里带来了经济表现的改善，但也有迹象表明，过去十年瑞典企业部门的活力有所减弱。2007至2014年期间，该国企业部门的生产率年均仅增长0.2%。此外，自2010年以来，初创企业的员工人数持续减少。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瑞典也日益担忧新技术、“智能”机器人和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将导致失业、高失业率以及收入不平等加剧。
我们的分析表明，推动企业寻找新商业机遇、运用新技术、进行尝试并实现增长（包括在本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可以成为应对这些问题的一种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