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限制的理由在政界时常引发争论。南欧近几个月的难民危机，以及可能沦为无证经济移民的寻求庇护者人数增加，推动了关于加强边境执法与管控的讨论。在英国，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几年前承诺将年度净移民人数降至“数万人”水平，并对非欧洲熟练技术移民设定上限。随着英国经济复苏，该上限于今年6月首次产生约束力。企业反映难以招到合适类型的员工（《经济学人》2015a）。然而，放宽移民限制在英国各政党中几乎得不到支持（《经济学人》 2015b）。2014年2月，瑞士选民以微弱多数通过了限制欧盟移民的公投，此前在劳动力市场向欧洲工人开放之后，民众对移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纽约时报》 2014）。
政策制定者普遍讨论移民限制对移民流入的影响，进而对本国工人就业结果的影响。尽管有一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主张，强调需要“拉起吊桥”以防止可能抢走工作岗位的大量移民涌入，但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如何影响移民流动，进而影响本国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直接证据却很少。现有研究分析了移民流入的影响，比较一国内接收移民较多与较少的地区，并将结果差异解释为由移民所致。然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地区采取不同政策的案例却非常罕见，而这类案例本可用于对移民政策对移民流动及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因果分析。
该文献利用了移民倾向于在有同胞网络的地区定居这一特点（例如 Card 2001、Peri and Sparber 2009、Dustmann et al. 2013），或利用了输出国的“推动事件”，如苏联解体（Borjas & Doran 2015）或古巴难民潮（Card 1990），以了解其劳动力市场效应。然而，这些事件并不受接收国控制，因此我们从中难以了解不同移民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劳动力市场后果。
在一篇近期论文中，我们利用1999年之后瑞士融入欧洲劳动力市场这一契机，研究取消移民流动限制对移民流入以及本国就业和工资的因果效应（Beerli and Peri 2015）。
瑞士劳动力市场准入：边境地区与非边境地区
瑞士的情况较为特殊，国内两个不同地区实施自由流动政策的时间不同。跨境工人（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通勤至瑞士工作的外籍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准入自1999年起逐步放宽，并于2004年完全开放。
这类工人只能在边境地区（BR）工作，该地区涵盖靠近国境线的各市镇。
他们不得在非边境地区（NBR）工作。
对于打算在瑞士工作并定居的其他移民，其劳动力市场准入同样在1999年至2007年间逐步放宽，但在所有地区同步进行。
2007年之后，两类地区的跨境工人以及所有其他欧盟移民均全面适用自由流动政策。
因此，两套不同的时间表在1999年至2004年间形成了一段时间窗口：由于跨境工人的存在，边境地区对移民的开放程度逐步超过非边境地区。2004年至2007年间，开放程度的差异最为明显：跨境工人可以自由进入边境地区，却无法进入非边境地区。
我们利用边境地区相对于非边境地区这种差异化的开放程度，分析取消移民壁垒对新移民流入以及本国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由于跨境工人与其他移民的人口特征和技能相似，我们考察外国出生人口在劳动力中的总占比，并采用灵活的双重差分框架。我们分析1999至2004年期间（边境地区逐步放宽跨境工人准入）以及2004至2007年期间（在此期间，边境地区已全面实施跨境工人开放）的差异化结果。1
对移民流入的影响
图1显示了1994至2010年间边境地区（上图）与非边境地区新移民占劳动力比重的演变，以及两者之差（下图）。图中显示，在1999年之前（改革前），两地新移民占比走势相近，差距约为7个百分点。然而，1999至2010年间，边境地区新移民占比从12.6%升至18.2%，非边境地区则从5.5%升至7.4%。因此，相较于非边境地区，边境地区新移民占劳动力比重多增加了3.7个百分点。
图1。边境地区（BR）与非边境地区（NBR）新移民占比（上图）及两者差值（下图）
注释：左图描绘了边境地区（BR，左侧纵轴）新移民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演变，以及非边境地区（NBR，右侧纵轴）的同一比重。右图显示两地区新移民占比之差。
更严格的回归分析得出了类似结论。边境与非边境地区新移民占比之差在1999年之前保持稳定，此后则有所扩大，至2010年约增加4个百分点。图2显示，在控制若干劳动力市场特征后，累计的移民占比差距于2004年首次与0存在显著差异，并在2007年之后仍保持显著。
图2。边境地区（BR）与非边境地区（NBR）之间移民占比的估计差异，系数及5%置信区间（基期 = 1998年）
注释：该图绘制了双重差分估计的系数（实线）及5%置信区间（虚线），其中以移民占劳动力的比重作为变量，并纳入市镇与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由当地行业驱动的需求冲击。
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
在确认放宽对欧盟移民的限制带来了显著增长（但绝非大规模涌入）之后，我们接下来探讨的问题是：这一流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本国居民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利用边境与非边境地区之间相同的差异化政策处理，发现本国居民的平均工资和工作时长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然而，若按教育群体分别分析，我们发现拥有大学学历的本国居民在工资方面从开放政策中受益，工资有所提高；
中等学历工人（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但无大学学位）的就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低学历本国工人未受影响。
这一发现起初令人费解：新抵达移民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大学学历者，而按照技能互补性的标准模型，高学历本国居民与移民的竞争最为直接，理应承受更多负面影响。
为探究这一谜题，我们考察了移民流入是否影响了本国居民的工作专业化程度。已有研究（Peri and Sparber, 2009, 2011；Foged and Peri 2013）表明，本国居民的工作专业化很可能会对移民流入作出反应。随着更多移民从事某些工作，本国居民会转向移民竞争较弱、互补效应更强的职业。我们发现，高学历本国居民能够在同等学历移民流入的情况下晋升至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工资增长。另一方面，中等学历本国居民并未提升职位，反而被重新分配到挑战性较低的工作任务中，并在“中间任务”区间内被移民取代。因此，总体而言，本国居民确实对移民流入作出了反应，但高学历者的工作实现了“升级”，而中等学历者则没有。
讨论与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关于移民对本国工人影响的既有证据。
首先，通过直接考察移民政策，我们发现：对邻国全面开放边境，仅使移民在八年间占劳动力的比重增加了4个百分点。
其次，我们发现，这种增加的移民流入并未产生显著的总体影响。然而，部分工人群体获得了工资收益，另一些群体则出现了就业损失。
该领域的近期研究已认识到，在一国内部考察政策变化，对于了解其对外国工人和劳动力市场的因果影响十分重要。Dustmann et al.（2015）利用一次允许捷克跨境工人进入德国的事件，发现短期内大量非技术工人的流入压低了年轻非技术本国工人的工资，而年长的非技术工人则出现了就业下降。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年长工人可能要么具有更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因其拥有更具吸引力的外部选择），要么比年轻工人面临更大的工资刚性。我们的分析表明，就业反应还可能取决于不同学历水平的本国工人在职业和任务上的调整程度。此类调整同时影响工资与就业效应。
参考文献
Beerli, A and G Peri (2015)，“开放边境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瑞士的新证据”，NBER工作论文第21319号。
Borjas, G J and K Doran (2015)，“认知流动性：观念空间中本国居民对供给冲击的反应”，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33（1），109—145。
Card, D (1990)，“马里埃尔偷渡潮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43（2），245—257。
Card, D (2001)，“移民流入、本地居民流出及更高移民水平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19（1），22—64。
Dustmann, C, U Schönberg and J Stuhler (2015)，“劳动供给冲击与地方工资和就业的动态”，手稿，伦敦大学学院，2015年3月。
《经济学人》 （2015a），“如何打击经济复苏”，6月18日。
《经济学人》 （2015b），“拉起吊桥”，4月9日。
Glitz, A (2012)，“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利用德国移民居住地规定的准实验研究”，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30（1），175—213。
《纽约时报》 （2014），“瑞士选民以微弱优势批准限制移民措施”，2月9日。
Peri, G and C Sparber (2009)，“任务专业化、移民与工资”，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1（3），135—169。
脚注
1 一个重要的担忧是，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两个地区可能在1999年前后经历了不同的经济走势。在论文中，我们确认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同时控制了当地特定行业的需求冲击，并表明1999年之前两地的经济走势相近。
本文与 Vox EU。发表本文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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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as Beerli 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KOF瑞士经济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Giovanni Peri 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该校移民研究集群主任。
图片：本插图中可见米兰的招聘信息。REUTERS/Alessandro Garofa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