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及随后紧缩政策时期过后，发达国家的在职贫困问题重新受到关注，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尤其是在美国，人们担忧拥有两三份不同工作、却仍入不敷出的人数不断增加。
在南非，最新失业数据的发布提醒人们，该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自1994年首次民主选举以来，失业似乎一直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劳动力中始终约有25%处于失业状态。p
这一数字依据的是最保守的失业定义。鉴于这一比例，南非对在职贫困关注较少，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贫困、不平等和失业这“三重挑战”要求我们思考劳动力市场与减贫目标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南非的贫困是否只是失业问题，还是说在职者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许同样重要的是，南非在职者的贫困状况是否正在改善？
尽管这一点鲜少得到承认，南非既有失业问题，也有在职贫困问题。约五分之一的南非劳动者生活贫困，而所有贫困南非人中有一半与至少一名在职者共同生活，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尚未发挥其潜力。
数据令人震惊
自2006年以来，南非超过五分之一的全部劳动力生活在无法满足基本最低食品和非食品需求的家庭中。该数据依据南非统计局官方的上限贫困线。
与2004年的数据相比，这略有改善。根据我们对综合家庭调查的计算，当时约29%的劳动者——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就业者——属于“贫困”人口。
坏消息是，自2006年以来进展不大。到2012年，在职贫困率进一步降至21%（自行计算），但若计入调查误差幅度，这一下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按同一贫困线计算，2012年约有一半贫困南非人与一名在职者共同生活。这意味着，对约一半的贫困人口而言，主要问题是失业；对另一半而言，问题则是收入偏低或工作质量欠佳。
社会补助金的影响
那么，自2006年以来，减少在职贫困的进展为何未能持续？回答这一问题有多种方式，但衡量工资和其他收入来源对减贫的贡献，或许最能揭示问题。
政府扩大社会补助金制度后，2000年代初至中期的总体贫困水平大幅下降。社会补助金对减贫的贡献可见于2004年至2006年间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从60%降至55%（自行计算）。自2006年以来，贫困率继续下降，但速度有所放缓。
社会补助金也是2000年代初至中期在职贫困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4年至2006年间在职贫困率的下降。但社会补助金扩张的速度未能长期维持，在职贫困率在2006年后趋于稳定。
若更具体地考察补助金收入对减少在职贫困的相对贡献，我们会发现，2004年至2012年间，这一相对贡献持续上升（或至少没有下降）。这意味着，在整个2000年代，工资或劳动收入在减少在职贫困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此外，从相对角度看，补助金收入对减贫贡献的重要性增幅，在劳动人口中实际上高于总体人口。
政策启示
从政策角度看，这些发现带来若干启示。具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对在职贫困的研究往往至少会间接地参与有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讨论。
尽管这里讨论的研究无法直接为这场讨论作出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南非的在职贫困长期存在，而这段时期经历了：
经济增长水平既有高位，也有低位；
失业率居高不下且持续存在；
一场重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的（部分）复苏；
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立法出台；以及
社会补助金制度的扩展。
在这些可能影响低收入的因素及中介因素交织作用之际，在职贫困和失业仍持续存在。这或许引出了更多问题，而非答案，涉及南非劳动力市场僵化的性质。关键问题在于，谁应对该国约五分之一居住在贫困家庭中的劳动力负责。
私营和公共部门雇主当然都负有一定责任，确保工资达到体面生活的最低水平。同时，社会对弱势劳动者负有的更广泛责任，也应由更多人共同承担。
我们可以讨论贫困的定义以及如何划定贫困线，但必须明确：任何人都不应生活在南非任何官方国家贫困线以下，甚至不应生活在其附近。
本文由世界经济论坛与 《Mail & Guardian》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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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ke Rogan是罗德大学的高级研究员。John Reynolds是罗德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也是Neil Aggett劳动研究中心主任。
图片：约翰内斯堡郊外索韦托的一名二手轮胎摊贩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收拾存货。路透社/Siphiwe Sibe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