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生日那天，同事们为我策划了一场精心安排的惊喜。我走进办公室时，几十位同事都打扮成我的样子，戴上我标志性的配饰：法兰绒衬衫、棒球帽——还有一张臭脸。
这个轶事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我的同事确实体贴又古灵精怪。第二，我惯常闷闷不乐的样子在职场上如此显眼，已经成了我个人形象的标志。
对此，我心里多少有些尴尬。毕竟，和许多初入职场的员工一样，我从小就明白，要想找到并保住一份好工作，就得努力工作、始终彬彬有礼。我不记得最先是谁说我应该努力做到每天带着微笑来上班，但这似乎完全符合年轻人从小被教导遵守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尤其是女性。
好几年里，我都相信情感上的坦诚最好留在家里。但随着职业发展，我的自信心也逐渐增强，我开始意识到，压抑真实感受既令人疲惫，也毫无必要。当然，我不是说人们在工作中应该对彼此无礼或刻薄。但我确实觉得，企业对积极心态的狂热崇拜带有某种阴暗意味。
雇主或许认为，满屋微笑的员工意味着这是一家高效、成功的办公室。但研究表明，强迫员工表现得比实际感受更友善、更愉快，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后果——从情绪耗竭到疏离退缩。女性尤其深受其害，因为人们期待她们不断表现出快乐。
到了2017年，我们没有理由再强颜欢笑、逆来顺受。首先，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女性表现得过于愉快，她们晋升管理职位的可能性就较低。（这又是一个绝佳例子，说明女性每天在职场上面临怎样的两难困境。）研究还显示，悲观的态度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更少的错误和更好的沟通能力。换句话说：全世界闷闷不乐的劳动者，团结起来。
职场生产力的暴政
如果你觉得最近老板们过分关注你和同事们是否快乐，那么你很可能没想错。英国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威廉·戴维斯在其著作《幸福产业》中揭示，现代人对职场积极心态的痴迷是相对较新的现象，这一趋势由有关员工生产力与幸福感之间联系的研究推动。在这种背景下，设法提高员工满意度似乎理应让员工和管理者双双受益。但戴维斯解释说，企业追求员工幸福的策略很容易适得其反。
“推动职场幸福的理由，一直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他指出。“雇主会想方设法提振员工士气和情绪；如果行不通，就教他们如何表现得快乐。我认为，这在美国尤为明显，因为乐观和自信几乎被视为道德义务。但这并非美国独有。”
视工作地点而定，提振士气的做法可能五花八门，从周五给办公室员工提供免费冰淇淋，到要求咖啡师在清晨轮班时假装兴高采烈。这些肤浅又操纵性十足的快乐之道，几乎肯定无法带来长期改变。但即使是更周到、出于善意的举措——比如提供技术，让员工能轻松在家办公——也可能模糊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重要界限。
戴维斯说：“我认为，雇主可以找到一种良好的平衡：真诚地体谅和理解员工面临的非工作问题，并认识到他们在工作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活。雇主应尽量避免把一切都归结为生产力问题，并尊重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
研究还表明，长期被迫假装快乐可能引发身心健康问题，从抑郁症到心血管疾病。著有《情绪敏捷力》 的 哈佛医学院心理学家苏珊·戴维曾多次谈到，每天早上只是假装开心的危险。她说，与负面情绪对抗或压抑它们，并不会让我们更快乐。“那些专注于追求快乐的人，实际上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不快乐。”戴维最近说。“说清楚一点，我并不反对快乐。关键在于，快乐并非我们的目标，而是我们坦诚面对自己的副产品。”
与此同时，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工作与组织心理学系主任迪特·察普曾对数千名客服人员进行访谈；这些员工被迫向客户隐藏真实情绪。他发现，持续假装情绪可能导致挫败、职业倦怠，甚至抑郁。
“我们把这种假装出来的情绪称为‘情绪失调’，”察普在国际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指出，“我们发现，与衡量压力时员工实际与客户相处的时间相比，他们必须表现出情绪失调的时长并不相关。”
同样，2011年发表于《管理学会期刊》 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工作中强颜欢笑会让你的心情变差，并使你疏离工作。该研究还指出，试图压抑负面情绪的女性比男性感觉更糟。据《纽约时报》报道，研究作者推测，这与文化规范有关；因为“女性从小被塑造成更善于表达情绪……隐藏情绪可能带来更大压力”。
愁眉苦脸地生活，也照样感觉不错
另一方面，光是为了闷闷不乐本身，也有不少理由拥抱这种心态。事实上，研究表明，积极心态或许能让我们更高效，但烦躁和愤世嫉俗也有不少益处。
首先，稍微有些低落似乎会让一些人在思考时更专注、更注重细节。约瑟夫·福加斯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心理学教授，专门研究情绪影响认知的方式。他的研究表明，幸福感下降时，沟通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可能会增强。（说点个人感受：作为编辑和作家，这些能力在我的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要。闷闷不乐的记者又多了一个理由。）
福加斯说，烦躁与专注之间的联系有其进化根源。
他说：“负面情绪像一种轻微的警报信号，提醒我们正面临一种新鲜、陌生且可能存在问题的情境，于是潜意识会让我们采用更专注、更聚焦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轻微的负面情绪能让我们更善于观察，更留意细节。
福加斯指出，他所说的“轻微负面情绪”，指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经历几次的正常情绪波动——面对周遭发生的事情时，情绪色调会略有变化”。许多日常琐事都可能触发这种情绪变化，福加斯举天气为例。在职场上，我的闷闷不乐通常是由截止日期之类的压力源引起的，但我也注意到，即使是不明智地刷一会儿推特这个粪坑，也会让情绪悄然转变。
福加斯的研究与两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心理学家于2007年开展的实验相呼应。该研究得出结论，愤怒会促进分析性思维；与心境中性的人相比，愤怒的人更容易分辨薄弱论据和有力论据。研究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烦躁能促使人们以有效、分析性的方式处理信息。
同样引人好奇的，是闷闷不乐对创造力可能产生的影响。再说一次，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乐观与创造力之间的联系。但研究人员也发现，愤怒可能促使人们跳出固有思维。至少，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与组织心理学系助理教授马特斯·巴斯提出了这一理论。
2009年，巴斯开展了一项研究，让一组志愿学生生气起来，然后用一款特别的游戏测试他们的创造力。愤怒组提出了更多想法，关键是，他们的想法也更有独创性。
巴斯解释说：“愤怒能提升创造力（不过也许只有少量愤怒才如此），因为愤怒会激发活力、让人精力充沛。”
不过，巴斯也指出，愤怒带来的创造力冲劲未必能持续。“愤怒的体验相当耗神。因此，尽管愤怒的人起初会产生更多有创意的想法，他们的表现最终还是会趋于平稳。”
微笑，让别人感觉好一些
对我来说，闷闷不乐这个谜题的最后一块拼图一直与性别有关。我们常常看到脾气不好的男性身居要职——我想到的是杰夫·贝索斯。但身居高位的女性——如果她们能走到高位的话——就必须小心走钢丝。一旦被视为咄咄逼人或刻薄，就可能迅速跌落；前《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就是一例，她最近告诉莉娜·邓纳姆，有时人们觉得她可怕，因为她……说话直接。坦率地表达野心，或不遵循世俗礼数，是少数女性员工才承担得起的特权。
南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教授梅丽莎·斯隆开展过多项研究，探讨女性如何觉得自己被迫管理外在情绪。斯隆的研究表明，压抑真实感受的女性往往会变得不那么快乐；如果这些女性员工从事互动型服务行业，或是有色人种女性，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
女性（有时也包括男性）为了让周围的人产生某种感受而耗费精力管理情绪，这种做法称为情绪劳动。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什莉·米尔斯研究文化与市场的交汇，她指出，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空乘人员所需的情绪管理培训后，最初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探讨企业如何利用女性的情绪，以及她们被认为会关心他人的特质来获利。
米尔斯指出，情绪劳动最初是在服务行业女性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但不同程度地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女性。区别在于，白领职业通常较少有员工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米尔斯说：“相反，这是一种自我主导的情绪劳动。它也可以直接称作女性的双重劳动——女性气质让一份工作变成两份。”
老顽固的反抗
所有劳动者（尤其是女性）都能从中受益：他们的情绪福祉不再由企业高层支配，也不再被操纵来为公司牟利。但我也明白，就职场中的情感坦诚而言，我确实是幸运的一员。
和梅丽莎·斯隆一样，米尔斯很快指出，情绪劳动的负担往往更多落在工人阶级身上：“职业女性大概比服务业女性更容易做到闷闷不乐——部分原因在于，从事专业职业本身带有阶级特权。”
不过，如果我无法彻底击败父权制，那不妨全身心投入我这副老顽固的形象。因为不管以前的老板暗示过什么，长时间强迫自己嘴角上扬，从来没有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或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