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员工福祉已成为雇主留住员工的新要务。
然而，许多企业福利都侧重于追求享乐，幸福感也取决于集体对意义的追求。
一项新的、严谨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所有文化中，意义感都是比享乐更强的幸福感预测因素。
根据盖洛普的《2022年全球职场状况报告》，员工福祉已成为雇主的新要务。一些知名企业任命了“首席幸福官”，职业社交网络领英上列出的此类职位超过4,000个：国际企业日益重视福祉与幸福感举措，以便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留住员工。大多数企业福利包括瑜伽课程、无限量免费零食，或组织员工前往滑雪胜地度假；与此同时，营销部门则试图推动与其品牌相关的健康习惯。
这些做法都很好，但真的能促进幸福感吗？对于国际企业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硅谷设计的健康计划是否适合意大利、南非或日本的员工？许多福祉举措将幸福感视为源于个人层面的享乐型福利，却忽略了文化背景。我们考察了12个国家的幸福感，发现管理者普遍需要关注幸福感中更具集体性和意义感的方面。
幸福感的传统预测因素及其局限
社会科学研究借鉴古希腊哲学，将幸福感概念化为两个维度：享乐主义和幸福论。一项较新的研究对二者作出如下界定：“享乐主义路径通过尽可能增加令人愉悦的时刻来实现幸福；而幸福论路径则依靠运用并发展自身长处，以追求更大的善，尤其是全人类的福祉。”这也可以说是在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跨文化幸福感研究可能存在偏向享乐主义的倾向，这源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在福祉研究文献中，最常用的结果变量是生活满意度，它往往与追求享乐有关。相比之下，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是一项更具集体性的事业。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一国内部，对幸福感的看法都可能存在多样性。
更全面的幸福感定义应当在享乐和意义之外纳入精神层面，尽管这与寻找人生意义有所重叠。事实上，幸福论的集体维度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尤其是个人主义国家与集体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此前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成就和享乐能让北美人获得更强的幸福感。相比之下，在东亚，社会和谐以及与他人相互依存的感受对幸福感的贡献更大。
跨越各大洲和文化衡量幸福感的挑战
为探究幸福感的享乐主义和幸福论维度如何因文化而异，我们与一家样本服务商合作，向来自12个国家的2,615人询问其生活满意度，并请他们评估若干与享乐、意义和精神层面相关的项目。我们选择的国家既具有文化多样性（涵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背景），也包括研究不足的国家。
尽管各维度的影响权重因国家而异，但这种差异只是相对的。总体而言，所有国家的人们在追求生活满意度时，对享乐、意义和精神层面的重视程度相当。这项严谨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所有受研究的国家，意义感都是比享乐更强的生活满意度预测因素。
管理者促进员工福祉的有意义途径
这些发现是否意味着一种价值观趋同（即便并未同质化）的全球文化正在形成？这一观点早在21世纪初万维网迅速发展时就已出现。
我们的研究依赖互联网调查，结果可能反映了互联网连接人群特有的模式。不过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些发现对希望设计更有效企业激励措施、促进员工福祉的管理者很有价值。他们可以拓宽关注范围，除了财务奖励等享乐型福利，还可以让员工感受到工作的意义，例如鼓励他们投入时间参与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