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制新冠疫情，更多人不得不居家办公，加速了远程办公的发展趋势。
许多企业已承诺永久转向远程和灵活办公。
居家办公为员工节省了通勤时间，但企业因此失去了信息和知识溢出的益处。
研究表明，员工每周只居家办公一两天，GDP可能达到最大值。
为控制新冠疫情，更多人不得不居家办公，加速了远程办公的发展趋势。本文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这一趋势的长期影响，发现它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居家办公节省了原本用于通勤的时间，却使企业失去了信息和知识溢出的益处。企业使用的办公空间减少，但员工在家需要更多空间。总体而言，每周居家办公一两天时，GDP可能达到最大值。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经历了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其中“工作地点的灵活性”是一项重要特征（Spreitzer等，2017；Mas和Pallais，2020）。“远程办公”——也称“居家办公”（WFH），指每周一天或数天在家中或卫星办公室完成工作任务——在新冠疫情期间加速发展。2019年，美国定期居家办公的劳动力比例不到5%；2018年，欧盟这一比例为5.1%。自2019年3月以来，这些数字大幅上升：远程办公终于大规模普及。由此，人们不禁想知道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如果会，它可能产生怎样的经济影响。
疫情结束后远程办公能否持续，取决于它为企业和员工带来的长期益处，也取决于企业是否会继续保留远程办公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昂贵工具。要了解大规模远程办公如何改变工资结构和GDP，需要建立一个模型，分析远程工作对生产力和工资、企业数量、通勤模式，以及商品、服务和住房/办公空间需求的影响。
在一篇近期论文中（Behrens等，2021），我们分析了大规模远程办公更广泛的经济影响。它究竟如支持者所说是一项福音，还是如反对者所言是一种祸害？支持者认为，远程办公可减少通勤时间和成本、缓解交通拥堵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员工实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还能让企业节省大城市的办公空间开支——这些城市的租金已飞涨。另一方面，远程办公的反对者强调，员工可能因孤立而导致生产力下降，因为工作与家庭责任会相互干扰，而且他们缺少与同事的交流（Rockmann和Pratt，2015）。对于远程办公是否能提高员工生产力等重要问题，目前尚无明确共识。1 因此，对于远程办公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经济影响等问题，共识就更少了。
我们的模型涵盖了我们认为有助于更好理解远程办公增加对GDP（效率）和工资结构（公平）广泛影响的关键因素及权衡关系。
首先，远程办公免去了从家中实际前往工作场所的需要。这种通勤非常耗时（据估算，2014年美国有1.39亿名劳动者合计花费340万个年份用于通勤；见Ingraham，2016），占员工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而且据称是个人日常生活中最令人不快的活动之一。减少通勤可以释放资源，并可能增加总工作时长。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工作分散后，工作场所和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中面对面互动所带来的生产力收益很可能不复存在。集聚经济的存在——经济活动密度提高会带来生产力提升——已有充分的实证记录，部分原因在于高技能员工之间通过面对面接触产生的知识和信息溢出，而这类接触高度集中于企业内部和中心城市（Liu等，2018；Rosenthal和Strange，2020）。如果商业区的高技能员工数量大幅减少，推动中心城市生产力的这些集聚效应就会受到负面影响。由于远程办公者无法从这些效应中受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会限制远程办公的发展。因此，该模型的首要权衡是节省通勤成本与放弃集聚经济效益之间的取舍。
其次，居家办公增加的影响将通过建筑的生产和消费变化逐步传导：居家办公增多会减少企业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却会增加员工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因为在家工作需要额外的空间（从长远来看，大多数人不会想在卧室里办公）。换言之，联网办公的员工需要更大的居家空间，这会影响区位选择和住宅建筑业。与此同时，企业的空间需求大幅减少，也会影响区位选择和办公楼建筑业。因此，评估远程办公对城市整体影响的研究必须将土地和建筑市场置于核心位置。由于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对经济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慢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因此有必要研究远程办公的短期影响（办公空间和土地市场尚未调整时）以及长期影响（调整已经完成时）。
第三，远程办公会如何影响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学界普遍认为，远程办公主要适用于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并会对教育程度较低或接受职业培训的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它很可能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以及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人员，更有可能在家办公，也能在家完成比例显著更高的工作任务。高技能员工在远程工作中遭受的生产力损失也较少（Dingel和Neiman，2020），这应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我们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三种主要生产要素（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和土地）与三个部门（建筑业、中间投入品和最终消费）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经济。我们研究不同程度的远程办公如何影响整个经济，特别关注：（i）城市中前往工作场所的通勤减少；（ii）办公场所和城市中心的就业集中度变化所带来的生产力变化；（iii）对更大住宅和更少办公空间的需求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住房和土地市场逐步传导的变化。
首先，我们发现，远程办公的长期影响均呈钟形曲线：远程办公起初会提高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力及GDP，直至达到某个阈值。超过这一水平后，居家办公者比例继续上升会削弱知识和信息溢出，因而无法产生理想效果。因此，过多的居家办公可能会阻碍长期创新和增长，原因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局限，以及面对面接触和知识溢出等集聚经济效益的丧失。2 图1通过使用共识参数值进行的一些粗略估算说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模拟中，GDP达到最大值时的居家办公比例介于20%至40%之间，相当于每周5个工作日中有一两天居家办公。这大体符合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提出的建议（Gajendran和Harrison，2007）。
其次，图2显示，远程办公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之间有显著差异：前者呈钟形曲线，后者则单调变化。短期内，工作分散意味着办公空间供过于求；而中间品部门无法在短期内生产种类更多的中间品，因为这需要新的研发投资。我们发现，短期内GDP随居家办公比例缓慢、单调上升；长期内则呈钟形曲线。因此，当所有市场都完成调整后，短期收益可能会对居家办公的长期影响发出不恰当的信号。
最后，图3显示，远程办公会使高技能劳动者的境况优于低技能劳动者，从而加剧经济不平等。
总之，我们发现，居家办公增加是一把双刃剑。远程办公与生产力或GDP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远程办公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大规模居家办公可能会过犹不及。
参考文献
Bartik，A W、Z B Cullen、E L Glaeser、M Luca和C T Stanton（2020），《新冠危机期间哪些工作在家中完成？来自企业层面调查的证据》，NBER工作论文27422。
Behrens，K、S Kichko和J-F Thisse（2021），《居家办公：好事是否过头？》，CEPR讨论论文15669。
Bloom，N、J Liang、J Roberts和Z J Ying（2015），《居家办公有效吗？来自中国一项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季刊》 130：165–218。
Dingel，J和B Neiman（2020），《有多少工作可以在家完成？》，《公共经济学杂志》 189：104235。
Gajendran，R S和D A Harrison（2007），《远程办公的利与弊及未知之处：心理中介因素和个体后果的元分析》，《应用心理学杂志》 92：1524–1541。
Ingraham，C（2016），《通勤浪费的惊人潜在人力》，《华盛顿邮报》，2月25日。
Liu，C H、S S Rosenthal和W C Strange（2018），《垂直城市：租金梯度、空间结构与集聚经济》，《城市经济学杂志》 106：101–122。
Mas，A和A Pallais（2020），《替代性工作安排》，《经济学年度评论》12：631–658。
Morikawa，M（202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生产力：来自员工调查的证据》，《新冠经济学》 49：123–139。
Rockmann，K W和M G Pratt（2015），《具有传染性的异地工作与孤独的办公室：分布式工作的意外后果》，《管理学会发现》 1：150–164。
Rosenthal，S S和W C Strange（2020），《近有多近？集聚经济的空间范围》，《经济展望杂志》 34：27–49。
Spreitzer，G M、L Cameron和L Garrett（2017），《替代性工作安排：工作新世界的两种图景》，《组织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年度评论》 4：473–499。
尾注
1 居家办公对员工生产力的影响存在争议。Bloom等人（2015）在一家中国企业开展了实地实验，此后经济学文献倾向于给出肯定答案，因为居家办公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安排各种工作和家庭事务。然而，Morikawa（2020）使用日本调查数据发现，2020年6月的生产力仅为2019年6月在工作场所时的约60%至70%。不过，高技能员工和长距离通勤者的生产力降幅显著较低。Etheridge等人（2020）使用一项调查的数据，该调查涉及2500名2019年年收入超过20,000美元的美国全职员工；他们还使用英国住户纵向调查数据，发现平均而言，员工居家办公时的生产力与疫情前大致相当。然而，这一结果掩盖了不同工作和行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当前最先进的研究尚无定论，可能是因为居家办公的影响取决于职业和行业的特征（Bartik等，2020）。
2 有意思的是，这些结果印证了经合组织（OECD）在其近期报告中对远程办公增加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所作的判断（OECD，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