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变革、民粹主义抬头且显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时代，组织和制度体系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这已成为时代特征。更好的治理能够赢得信任，而良好治理建立在透明、问责以及对多元化持开放态度的基础之上。
新加坡和英国今年都发布了新的公司治理准则，这绝非巧合。加强良好治理体系能够吸引投资，也是稳健风险管理的体现。反之，如果企业不考虑其业务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的长期影响，制度体系中的信任就可能迅速流失。
公司治理的核心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风险治理与变革治理。
如今，企业面临的风险性质使得人们难以根据过去的业绩推断未来。就在10年前，诺基亚和黑莓在各自市场的份额都超过一半。亚马逊如今的市值超过沃尔玛，这意味着今天的初创企业可能在15年后超越花旗集团。贸易战的地缘政治以及技术驱动的颠覆，已将风险转变为不确定性。
做好风险准备，需要建立能够应对更广泛可能情景的体系和流程。面对更多重大且未知的未知因素，还需要更全面地审视公司战略计划中可能存在的盲点。企业必须在避免资源浪费与为战略目的保留选择空间之间取得平衡。
专业领域中的多元文化
风险治理和变革治理都必须以专业领域中的多元文化为基础。必须明确重视多元化，并主动将其纳入设计。
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崩溃：我们的系统为何失灵，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一书中，克里斯·克利尔菲尔德和安德拉什·蒂尔奇克提到了倒闭的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及其董事会构成。该公司早在2015年的估值就超过80亿美元，但后来事实证明，其核心医疗技术根本无法达到宣传所称的效果，公司随之倒闭。董事会成员包括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乔治·舒尔茨、前国防部长比尔·佩里、退役将军詹姆斯·马蒂斯以及退役海军上将加里·鲁夫黑德等人，他们都成就斐然。
这届董事会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首先，除首席执行官外，董事会成员全是男性，缺乏性别和种族多元性。其次，成员平均年龄为76岁。遗憾的是，董事会缺乏年龄多元性相当普遍。第三，Theranos董事会显然也缺乏专业知识方面的多元性。多数成员是军官、参议员和前内阁部长，没有人明显具备医疗或技术经验。
需要强调的是，领域专业知识并非越多越好，最佳占比不是100%。克利尔菲尔德和蒂尔奇克指出，一项关于美国社区银行的研究显示，倒闭银行的董事会中银行家人数更多。董事来自更广泛背景（如医生和军官）的银行，显然得益于专业知识的多元性，因而得以避免倒闭。
这凸显了多元化的双重作用。首先，不同的背景和认知风格有助于发现那些可能被同质化的群体思维所忽略的问题。其次，非专业人士的加入会放慢讨论节奏，并促使内部人士重新审视共识。这有时或许让人觉得不自然、不舒服或没有必要，但从风险治理的角度看，有意识地设计多元化至关重要。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指出，在驾驶舱内允许建设性冲突，对于降低飞机失事风险十分重要。银行的风险委员会也可以尝试设计审批流程，让各方观点都得到充分考虑。例如，采用爱德华·德·博诺的六顶思考帽法的一个变体（每顶帽子分别代表全局、事实、乐观、悲观、创造力和情绪等视角），或许比更常见的会议形式更能揭示风险问题。
多元化是世界各地治理准则中的明确要求。新加坡央行要求银行制定明确的多元化政策，并定期报告政策落实情况。英国几年前发起了“30%俱乐部”，这是一个自愿倡议，旨在让女性在上市公司高层中至少占据30%的席位。
截至2018年6月，富时100指数成分公司女性董事占比已达29%，高于2011年的12.5%。新加坡的比例较低，不过近年来一直在上升。根据多元化行动委员会的数据，2018年6月，新加坡10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占比为14.7%，一年前为12.2%。
性别包容是实现多元化的必要条件。只要怀有真正的意愿并采取切实行动（例如，在专业会议上避免全男性嘉宾小组），我们就能共同推动局面改变。这不仅是正确之举，也是迈向更好治理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