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haw（Superunion公司首席战略与创新官）撰文指出，办公大楼曾经定义了一家公司，而工作环境塑造了人们的想法。
随着COVID-19疫情促使企业允许员工远程办公，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在实体空间之外，究竟是什么塑造了身份认同与成功。
行为是宝贵的资产，而且它们并不依赖于地点。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牛津Headington的AC Nielsen公司。每当想起那份工作，我脑海中便会浮现一幢典型的1950年代办公大楼，它就坐落在一个车流繁忙的环形交叉路口旁。在我的记忆中，公司与其所在地紧密相连，我所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自自由企业萌芽之初，办公大楼就被用来传达标志性的形象。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香港的汇丰大厦、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苹果公园……在建筑上独具特色的办公大楼不胜枚举。
即便是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地址，人们与工作的联系通常也根植于某个地方的感觉之中。人们常说：“我在Acme Paint Company”工作，而不是“我为Acme Paint Company”工作。在Acme Paint Company”工作，而不是“我为Acme Paint Company”工作。
您通常只需在一家机构的接待区坐上几分钟，就能了解很多信息。十年前，Kursty Groves撰写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著作，名为《I Wish I Worked There》，书中探讨了“工作环境如何从实践与情感两个层面促进思想的流动，并带来商业成果”。该书强调，物理环境在使企业长期保持成功与独特性方面发挥着作用，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员工之外，办公环境往往是公司最大的资本性支出。
但如果根本没有“那个地方”呢？今年，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被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脱离办公环境。这些对企业身份认同与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搁置，而且可能再也无法以同样的规模回归。
还有哪些因素能使企业具有强大的独特性？
企业也是品牌；如果缺乏独特性，它们就只是普通商品。然而，近来许多人发现，即使将办公环境从其中剥离，他们的公司依然还是那家公司。这种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当然来自员工，而员工通常是最大的资本性支出。但人会来去，即便是管理层也不例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它们同样会来去。
企业身份认同中更为持久的一环，应当来自其愿景、使命与宗旨。大多数企业至少拥有其中一项，有些则三者兼备。从理论上讲，它们本应是持久且独特的指引，有助于概括企业的根本所在。但您还记得自己公司的这些内容吗？（您的首席执行官记得吗？）它是否能引起您的共鸣，并激发您的想象力？
很多时候，对其中一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两三句面向公众的表述提出了许多要求。真正重要的是，使命或愿景是否有与之相连的独特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较少受到关注。
日常行为的力量
我认为，一家具有强大身份认同的企业，会在日常运转中体现出一些微小而独特的行为。这些行为未必形诸文字（事实上，未成文时它们往往更具力量），但它们为人所知、为人所共享。它们需要与企业的所作所为、既定使命，以及在企业工作的人们所秉持的信念保持一致。它们需要得到首席执行官的认可，否则便会逐渐消亡。它们是具体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毕竟，对一家企业行之有效的原则与行为，未必适合另一家企业。
我职业生涯早期曾就职于一家极为重视速度价值的制造企业。我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这样一个理念：会议不仅是为了讨论议题，而且实际上是决策机构。价格调整等重大决策似乎几乎在会议结束后便立即执行。这种快速且分权的决策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与会者都会充分准备，带着可能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全部事实与数据参会。速度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行为。
几年后，我又在一家创意公司工作，该公司同样有许多未成文的原则贯穿于业务之中。其中一条是“始终倾听不同的声音”。如果有人持有与共识不同的观点，无论其资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会热切地倾听。这并没有让公司运转得更快，事实上，这一原则往往导致会议冗长、激烈而令人疲惫。但当会议最终结束时，那种不同的观点往往已经孕育出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在这两个例子中，根深蒂固的强大行为都帮助这些公司成为了今天的样子。这类行为是宝贵的资产，而且从表面上看，它们并不依赖于地点。讽刺的是，它们最有效的时候并非来自上层的指令，而是融入企业的文化肌理之中，通过非正式的交谈、一起喝酒或咖啡间隙的交流而传播开来。没有了办公室，这些事情便不那么容易发生了，因此企业现在需要有意识地在条件允许时以线上方式创造这些机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远程办公，其全部影响如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当工作场所突然不再是一个实体场所时，必然会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