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露出人们对大学教育价值的既有分歧。
新冠疫情意味着大学可能缩减规模，甚至濒临崩溃。
大学是社会的基石，必须加以保全。
有报道称，研究经费大幅减少，国际学生招生人数急剧下滑，正在给高等教育行业带来严重冲击。大多数大学都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基本的生存底线上：保住招生规模，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因为其商业模式正面临威胁。
新冠疫情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学位价值的怀疑。学生入读大学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获得完整的“大学体验”，而这主要是一种社交体验。
人们普遍认为，大量依赖线上学习的方式远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其所能维持的注意力范围也十分有限。学生渴望在大学里与同学相处，而在很多方面，社交聚会、女大学生联谊会、男大学生联谊会和各类社团正是大学体验的核心所在。
如果缺少这些社交联结的元素，大学生活最终会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在美国等国家，高等教育本已因高昂的费用而造成沉重的学生债务问题。既然如此，何必花天价去学习线上课程呢？疫情对大学学位构成了真实而严重的威胁：大学学位本已昂贵，其价值也日益受到质疑，而社交限制使学生生活受到约束，更让这一选择的吸引力下降。
这些大众化教育体系一旦经济崩溃，全球的教育供给将随之减少，精英主义随之加剧，能够负担高等教育的人与无力负担者之间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顶尖大学始终会有市场，即便它们提供的不再是完整的社会与文化体验，而是以线上讲座和有限的面对面人际互动为主的、更为狭窄务实的教学模式。
然而，二三线院校则面临崩溃的风险：即便在疫情之前，Z世代学生的收入就预计将低于其X世代父母；如今，他们面临的就业机会更少，可用于投资大学教育的资金更有限，而这项投资的回报也可能更低。那么，为什么还要上大学？毕业后直接创业，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这一切本来就会发生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以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迅速扩张，当时，接受系统教育并获得可带来就业与收入的资格认证，前景十分可观；这一趋势推动了高等教育行业的大众化。
从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随后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大学生人数的增加，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时至今日，全球各地约有两万六千所大学，并存在多种排名体系，以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众多细分行业。
换一个角度看，大学的规模已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因而在财务上也变得十分脆弱。
无论如何，是否有太多人获得了大学学历？
自二战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为现役军人提供教育援助，此后大学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学位的价值本身也已遭到严峻质疑。
过去二十年间，博士和硕士人数急剧攀升；获得“一等学位”（“firsts”）的人数也大幅增加。大学学位的“稀缺性”因此降低（而稀缺性本是价值的驱动因素），以至于有人认为，社会上的一等学位（“firsts”）数量也大幅增加。大学学位的“稀缺性”因此降低（稀缺性原则本是价值的驱动因素），以至于有人觉得，大学毕业生已经过多。
与此同时，关于大学学位内在价值的讨论也在持续进行，人们不断探讨大学学位在多大程度上让毕业生为职业生活做好了准备。
众多行业纷纷宣称，它们并不需要大学毕业生求职者，因为它们所看重的是有别于学术知识的技能，即创业精神与成长型思维。
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 4）所设定的人文目标，即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尽可能高的教育水平，最终可能反而导致教育价值的贬损，而非其原本旨在实现的机会拓展。
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让大学继续蓬勃发展
总体而言，这一切已经产生了超出大学校园围墙的危害；这些机构对社会同样极为重要，不仅因为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仍高于非大学毕业生，因此人们理应上大学；更因为大学是一个能让思维更加精炼，并使思考方式更为审慎、成熟和复杂的场所。
大学深植于智力成果生产、思想自由的根基之中，甚至是抵御独裁思想的重要力量，这也正是独裁者力图控制并压制这些强大机构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珍视自由思想，以及能够防止专制、盲目治理的那类智力成果，那么就必须让大学存续下去。
康拉德·休斯（Conrad Hughes）
纵观现代史，学生行动主义一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从阿根廷到捷克，多场革命都是由学生推动的。早在十五世纪，马丁·路德若没有威滕堡学生的行动支持，恐怕也难以推动宗教改革。
大学汇聚了青春的活力、理想主义与智识的进步，这正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研究表明，大学生更倾向于加入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从而在地区、州和国家层面形成健康的社区精神。集体认同的根基正是由各类有组织、相互联结的团体与社团构成的。
当下，新冠疫情正威胁着人际关系的凝聚力：封锁措施造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孤立的个体面临的相聚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其后果可能十分严重，会加剧法国伟大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曾警示过的那种原子化社会。
如果我们珍视自由思想，以及能够防止专制、盲目治理的那类智力成果，那么就必须让大学存续下去。
同样，如果我们希望公民社会继续因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经历而团结在一起，就必须捍卫大学这一机构。而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到这一点：包括个人投入、政府补贴和私人赞助。
如果我们任由新冠疫情摧毁大学，我们可能失去的将远超我们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