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强劲增长和经济信心需要更大的劳动力，那么美国生育率当前的下降趋势确实令人担忧。但有关出生率与发达国家经济表现之间联系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美国无需担心。
有消息称，美国的生育率在2017年降至1.75，引发了惊讶和担忧。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当时的生育率为每名女性2.00—2.05个孩子，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1.8—1.9。但过去五年经济复苏势头日益强劲的同时，出生率却在下降。这似乎预示着，相对于退休人员，劳动力将长期短缺，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也将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然而，认为更强劲的增长和经济信心必然会提高生育率、低出生率反映出对未来悲观的假设，并无证据支持。此外，生育率处于美国目前这一水平左右并不会带来严重问题，还能带来一些好处。
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下降，降至约每名女性2.05个孩子这一更替水平以下。美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降至1.77，而北欧为1.8，西欧为1.65。尽管无法确定，但最合理的预期是，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的转变将成为永久趋势，期间可能因特定的一次性因素而暂时逆转。
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育率有所回升，是经济活力和信心增强的结果，与“老欧洲”形成对比。但过去30年里，美国白人和黑人群体的生育率始终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美国出生率在这三十年间的起伏，主要可以用西班牙裔群体较高的生育率来解释；这反映了一种常见现象：第一代移民的生育率通常与其较贫穷的来源国相近。同样的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的生育率显著较低，约为1.6：该国移民主要来自生育率较低的亚洲国家。
但如今，拉丁美洲的生育率正在急剧下降：墨西哥的生育率从2000年的2.9降至如今的2.1，巴西则从2.5降至1.7。移民带来的影响正在消退，美国也正回归富裕发达国家的典型生育率水平。
如果不考虑移民带来的暂时影响，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都已降至1.2—2.0，其中大多数在1.3至1.9之间。虽然有证据表明，突发的严重经济衰退会导致生育率暂时下降，随后反弹，但跨国比较并未显示，在这一范围内，中期经济表现与具体生育率之间存在任何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生育率较低的加拿大，其成功程度和信心并不逊于美国。过去20年，德国经济强劲增长，生育率却只有1.4—1.5，远低于表现较逊的法国（1.98）。韩国生育率仅为1.2—1.3，经济仍保持扩张。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体智利，生育率为1.76，远低于表现较逊的阿根廷（2.27）。
因此，美国近期生育率下降并不令人意外；只要没有降至低得多的水平，就无需担忧。当然，从长远来看，较低的生育率加上预期寿命延长，会提高65岁以上人口与通常所称的“工作年龄”人口之比。但随着人们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退休年龄可以而且应当提高。在自动化潜力巨大、低工资增长和不平等加剧风险并存的世界里，劳动力迅速增长既非必要，也无益；劳动力供给略有收缩，或许还能形成有益的激励，推动生产率提升并支持实际工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与生育率较高的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和中国对机器人抢走工作的担忧要少得多。
因此，在对女性角色持现代观念的富裕发达社会中，生育率略低于更替水平或许既不可避免，也普遍受到欢迎。但程度很重要，如果极低生育率长期维持，例如日本的1.4，就会造成重大问题。联合国的中位数预测显示，到2050年，南北美洲总人口还将增长15%—20%，此后在21世纪余下时间里大致保持稳定。相比之下，日本人口预计将从如今的1.25亿降至约8000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萎缩，将严重考验日本赡养老龄人口的能力。
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识别并消除那些不必要地压低出生率的障碍，例如劳动力市场歧视、育儿假不足或托儿设施不完善；这些问题使女性难以兼顾职业发展与按意愿生育多个孩子。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不过当地生育率尚未回到更替水平，仅达到约1.75—1.9。
美国采取类似政策，或许能将生育率从目前的1.75略微提高，带来温和的净收益。但面对近期生育率下降，美国最主要的应对方式应是接受其不可避免，并停止为此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