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商界协会代表谁发声？当然是企业。但“企业”究竟指谁？
这个问题正变得愈发紧迫，因为企业对自身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商界协会却尚未跟上。这种滞后正在削弱资本主义在许多国家的正当性。
传统的企业观——卡尔·马克思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企业是由资本家（股东）拥有、并代表他们运营的组织。企业雇用员工、购买其他投入，以实现出资者回报最大化。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任何不能直接使股东受益的目标，都不过是另一种扭曲性税负。
但是什么能促使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采取行动，实现价值最大化？事实上，现代企业在营造协作社群意识方面举步维艰；员工、管理者、供应商、贷款方、分销商、服务提供商、客户和股东本应携手合作，通过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与愿望来创造价值。
因此，联合航空希望员工能够优雅地对待乘客。高盛也希望自己的银行家不要助长大规模腐败。苹果期望供应商人道地对待员工。联合健康希望员工诚信处理报销。优步股东担心，高管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客户转投其他服务提供商，也会让优秀员工离职。
为了建立有效运作的协作型组织，人类逐渐形成了“我们”的意识，也就是归属于某种社群的感觉。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这种社群著称为“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对这样的共同体怀有忠诚；为其成就自豪，为其挫折痛心，并期待它继续成功。我们合作，不只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冷冰冰的经济利益，还因为忠诚、自豪、内疚、羞耻、愤慨、喜悦等种种道德情感，让我们为团队努力并为其加油。
安德森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企业则试图通过以崇高的措辞阐明使命、愿景和价值观，营造类似的归属感。2000年，大通曼哈顿银行收购摩根大通时，其管理者以为自己也获得了为机构更名的权利。他们很快发现，在客户和员工眼中，摩根大通比大通更像一个声望更高的想象共同体。
不难理解，为什么把企业视为协作社群的理念，正在商学院和最成功的公司中占据上风。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大多数上市公司中，股东都是被动投资者，他们只想了解足够的信息，以决定买入还是卖出，并不想参与决策。
与此同时，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归属感和信任，有助于企业运转。若只关注股东利益，其他利益相关方也会被迫追求各自狭隘的利益，从而加剧冲突并推高交易成本。首席执行官可能由董事会任命，而董事会成员由股东选出，但其职责应是代表并激励支撑企业成功的利益相关方网络。哈佛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任命我所在机构的校长，但他们会尽力选择一位能让我们这些利益相关方引以为豪的人。
然而，企业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代表方式，更接近弗里德曼所描绘的典型模式。商界协会往往只代表资本所有者的狭隘利益发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无论是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法国、墨西哥，还是英国——商界组织赋予雇主政治发声权，却没有让利益相关方网络获得发声权。
如果对企业本身的政治代表本身有恰当的理解，它对社会就不可或缺。毕竟，经济进步要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相协调。手机行业需要建立频谱的产权制度。房地产行业需要让客户相信，他们的公寓楼不会付之一炬。如果孩子能在学校学习编程，信息技术行业也会受益。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例子表明，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多样、相对具体且不断演进的公共产品，并恰当组合，企业就能提高效率。商界协会需要与政府互动，识别哪些公共产品能够提升经济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从而为利益相关方创造更多价值。
但这项工作受到一种观感的掣肘：人们认为，坐在谈判桌前的人代表的是雇主狭隘的利益；他们的政策议程——往往着眼于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他人——显然印证了这种看法。因此，政府往往要求商界协会与劳工协会共同参与会谈，让员工也有发声机会。
以这种三方方式安排会谈，极大改变了讨论的性质：焦点转向劳工及其他分配问题，而这些问题本可在商业网络内部解决；与此同时，如何提供能提升生产力、惠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公共产品，却被搁置一旁。这是因为，人们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已经转变，但这种转变尚未反映在对商界协会应有定位的认识中。
这种滞后自然会引发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对立，后者不得不通过各自的组织作出回应。但如果商界协会能够转型，代表并让企业赖以建立的利益相关方网络发声，就能为构建一个更加协作、包容的社会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