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足球队首次踏上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赛场。对于现场数千名中国球迷，以及在家观看比赛的约5亿观众而言，球队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本身，就被视为中国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成就。“长城”若能在赛事期间再进一步，攻入一球，那就更好了。
他们没能做到。中国队先后对阵哥斯达黎加、巴西（最终的赛事冠军）和土耳其，小组垫底，失了九球。此后他们再未重返世界杯。球队未能晋级2006年、2010年和2014年世界杯，仍有机会参加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但即使未能如愿，中国实现到2050年赢得世界杯这一雄心壮志，仍有充足时间。
如果他们实现了这一宏伟目标——英格兰国家队的一些愤世嫉俗的球迷甚至可能会押注，中国会在“三狮军团”再次夺冠之前捧起奖杯——他们很可能要感谢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主席自称是足球爱好者，希望中国成为世界足坛的全球领军者，并承诺投入资金实现这一目标。这包括建立足球学院、从国外聘请教练，甚至向外国球员提供公民身份。
不过，中国球迷也可能要感谢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市场、人群、商品和文化日益融合的过程，在欧洲足球中已经得到体现。总部位于迪拜的阿联酋航空赞助了一些史上最具荣誉的球队，包括英格兰、西班牙和法国的球队。英超球队中，超过20%由美国老板经营；而英格兰顶级两个级别联赛中，超过半数的俱乐部由外国投资者拥有。
如今，中国也加入了这股潮流，中国企业斥资数十亿美元收购欧洲各地的俱乐部，同时也投资本国足球。那么，我们能从中国对这项美丽运动的兴趣中学到什么？这一切又说明了全球化和当今世界的状况如何？
权力中心正在转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秩序主要由自由主义的西方影响力塑造。这一权力结构在1939年至1945年冲突结束后形成，并催生了世界银行、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苏联解体后，人们似乎认为，西方大国所倡导的理想已经胜出。
足球和政治一样，也有权力中心。传统上，这些中心位于拉丁美洲和欧洲：截至目前举办的20届世界杯中，拉美国家赢得九届，欧洲国家赢得11届。仅巴西、意大利和德国三个国家就赢得了65%的冠军。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往往培养出个人技术最出色的球员，而欧洲则以发展比赛风格和理念见长。欧洲的一批核心国家能够较为同步地做到这一点，得益于彼此接壤的国界和相互联通的经济体：正如任何全球化经济体一样，创新得以迅速传播，这些国家也由此成为世界足球最具影响力的权力中心。
足球领域的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交织，这并不奇怪。随着时间推移，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体育是发挥软实力的绝佳工具。研究表明，体育赛事可以传播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也能让该国对外国投资者和留学生更具吸引力。在一个人人争夺有限资源的全球化世界里，吸引人才和投资的能力至关重要。
然而，传统权力掌控者面临挑战之际，其他国家填补领导力空缺的空间正在扩大。中国登场。随着民族主义抬头，许多西方国家转而向内，追求国家利益而牺牲其国际角色。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对此发出警告，呼吁加强贸易与合作。但就在本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将使中国有望因此承担更大的全球治理角色。
读者应将中国进军足球领域，与其在外交舞台上日益活跃的表现同样看待——这是其现行政策的延伸。投资速度令人瞩目，但我们应当预期这一势头会持续下去，因为中国经济日趋多元，其国际角色也在扩大。
全球化有益，中国正乘势而上
在《足球经济学》一书中，体育记者西蒙·库珀展示了西班牙国家足球队的成功如何随着该国融入经济市场而步步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西班牙足球的发展轨迹显著向上，最终在国际赛事中连续三次夺冠——2010年世界杯冠军恰好位于2008年和2012年两次欧洲杯夺冠之间。
有趣的是，库珀也将美国足球的进步归因于全球化：“足球在美国的发展，是当地日常生活日益全球化的一个指标。最热衷于这项运动的两类人——移民和沿海精英——正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人……据估计，如今在美国生活的西班牙裔有4300万人，是1980年的三倍，其中大多数来自热爱足球的墨西哥——这一人数大约相当于西班牙总人口。美国的年轻足球运动员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难怪美国国家队进步如此迅速。”
同样，经济全球化提升了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贸易帮助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减少了一半。关于中国，《经济学人》详细阐述了中国如何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数亿人摆脱贫困，中国贡献了过去10年全球繁荣增长的19%。如今，中国正在积极塑造各项活动，推动进一步全球化，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近几个月来，中国俱乐部引进外国球员以增强阵容，并向欧洲俱乐部投入数百万资金，旨在学习部分教练和营销经验。换言之，中国正乘着全球化浪潮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中国预计，足球市场全球化也会带来同样的益处。
全球化有赢家也有输家，中国需要保持谨慎
2016年令人震惊的选举之后，全球化受到严厉审视。尽管总体而言世界无疑变得更好，但一些社区在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并未获得与其他群体同等的收益。事实上，某类人群似乎完全成了输家：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活动转移至中国，美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处境变差了。
正如戴安·科伊尔所解释的，自动化和全球化这两股力量共同造成了不平衡，使全球化改善人们生活的速度有所不同。布兰科·米兰诺维奇著名的“大象图”能够精准指出，在全球收入分配中，哪些百分位群体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获益最少。当时并没有政策来保护全球化的输家——这一政治层面的认识来得太迟，已无法作出有意义的回应。
选举反弹在认同某些价值观的选民中尤为明显。移民问题在英国脱欧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一些政客巧妙地针对那些认为外国劳工应为失业负责的选民传递信息。在美国，随着身份群体因损失而日益固化，非经济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足球迷亲身经历过这些问题的缩影。俱乐部球队与国家队之间如何平衡优先事项，始终是争论焦点。在欧洲，移民使国家队的族裔构成更加多元——瑞士投票决定限制移民后，许多瑞士人很快就强调了这一事实。外国球员涌入提升了欧洲联赛的水平，但这可能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一项分析显示，在最近一届欧洲锦标赛中，只有37%的球员效力于本国联赛，而25%的球员与英格兰俱乐部签约。
更广泛的足球商业化加剧了人们对本土体育文化遭到侵蚀的担忧。收益主要落入少数俱乐部手中——在英国，过去20个赛季中只有五支球队赢得过联赛冠军（其中莱斯特城是个异数），而大部分电视转播收入都流向顶级联赛。与此同时，超过50家俱乐部已经资不抵债。
中国将密切关注这些发展，显然也在考虑保护本国联赛，避免薪资和转会费过度膨胀。中国足协已经出台规定，限制上场外籍球员的人数，并且宣布对亏损俱乐部引进外籍球员的转会费征收100%的税。政府是否也会在国际经济中采取同样谨慎的做法，值得关注。
祈求胜利
中国球迷中流传着一个著名笑话：一个人死后上了天堂，见到上帝时，上帝给了他一个许愿的机会。不巧，他求了一件连上帝也无法实现的事，于是上帝又给了他第二次许愿的机会。那人回答：“我希望中国赢得世界杯。”上帝沉默片刻后答道：“再说一遍你的另一个愿望？”
然而，随着全球权力中心东移、中国继续融入全球化，中国足球的成功或许不再只能寄望于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