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1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春季更新：一个创伤中的世界》，公众对传统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
以事实为依据的新闻与虚假信息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
国际记者中心主席莎伦·莫沙维指出，新闻机构有机会加大对解决方案的报道力度。
如今，做一名记者并不容易。你每天都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和骚扰：压迫性政府和妄图成为独裁者的人、充满辱骂内容的推文和脸书帖子，以及人身威胁；因工作而遭杀害的风险更是前所未有。此外，你还要承受在一个深陷生存性财务危机的行业中工作的长期压力。
应对这一切的回报是什么？几乎没人信任你。根据《2021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春季更新：一个创伤中的世界》，公众对传统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尽管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更低）。公众对大多数机构（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并不高，而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则更弱。人们竟然说政客比我们这些记者更可信，那就说明情况已经很糟了。
诚然，日益加剧的政治两极分化和泛滥的虚假信息应对此负很大责任。记者越来越不被视为独立发声者，反而被认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至于被划分为“非友即敌”。与此同时，以事实为依据的新闻正与煽动愤怒、挑动情绪的虚假信息争夺关注。一些“恶意行为者”正积极打击记者的公信力，而且往往得逞，这要归功于当今社交媒体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有利环境。
一个典型案例是：勇敢的菲律宾裔美国记者玛丽亚·雷萨于202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的机构国际记者中心与谢菲尔德大学及雷萨的Rappler新闻网站合作，最近对数百万条过去五年间针对雷萨的社交媒体攻击进行了取证分析。这些攻击中，近60%专门意在损害她的职业公信力，并由此削弱公众对她所做新闻报道的信任。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股敌意浪潮？加强社交媒体平台的自我监管会有所帮助，其他政策干预也可能有效——不过目前人们对这些干预措施还没有多少共识，许多记者担心，政府表面上为帮助媒体而采取的行动，最终往往适得其反。因此，许多记者认为，最好的策略就是“埋头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这还不够。现在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新闻业的时候了：从新闻如何制作和传播，到新闻业如何与受众互动，再到如何衡量影响力。要重建信任，记者和仍在雇用他们的机构可以采取许多大大小小的行动。以下建议并非一套可立即付诸实施的变革蓝图，而是对可能产生影响的措施进行初步探索。
重新思考报道方式
有一条建议来自意想不到的来源：教皇方济各。教宗最近阐述了一种新闻业愿景，直接回应了如何重建信任文化。他说，记者的使命是“解释世界，让世界少一些黑暗，让生活于其中的人少一些恐惧，以更多的认知、更大的信心看待他人”。换句话说，不要止步于揭露黑暗行径，也要带来光明。
当然，许多记者已经在这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揭露“黑暗行径”，助力推翻斯洛伐克腐败的政府，揭露尼日利亚的人口贩运团伙，并记录阿富汗日益加剧的饥饿危机。他们也带来一些光明，报道圣保罗资源最匮乏、报道最不足的社区居民的生活、纳瓦霍民族成功提升投票率的举措，以及其他国家可以从爱沙尼亚的网络安全实践中借鉴的经验，等等。
在不削减揭露问题所必需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前提下，媒体机构能否找到其他有效方法，加大对解决方案的报道力度？新闻编辑部又该如何调整报道，使其与读者更相关？以下是几点建议：
直面虚假信息。新闻编辑部可以采用更全面的方法报道虚假信息，像应对新冠疫情的各个方面那样审视这场“信息疫情”。他们可以查明虚假信息行动背后的组织者，并定期报道类似研究人员揭示的案例：研究发现，仅有12个脸书、推特和Instagram账号，就在这些平台上散布了有关新冠疫苗的大部分错误信息。试想，如果新闻编辑部定期开展这类工作，在虚假信息刚出现时就识别出这些“病原体”，而不是等它们扩散开来，会怎样。新闻媒体可以定期与具备计算和分析能力的研究人员及智库合作，识别此类社交媒体趋势。
更好地与受众沟通。研究表明，如果一篇报道回答了读者常常本能地提出的问题——“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人们就会更积极地关注新闻。为什么不多报道一些重大议题对社区的实际影响，少做一些赛马式的政治报道？例如，公民参与组织Code for Africa定期推出数据驱动型项目，帮助人们计算非洲任一国家的性别薪酬差距，或查看附近药店不同药品的价格。
让信任成为报道的考量。每篇报道中，记者都应自问：“我怎样处理这篇报道，才能让人们信任它？”这可能包括突出解决方案而不只是问题、纳入多元声音，以及让受众直接参与报道，例如向社区征集意见。
编辑工作应当透明
新闻业之外的人很少真正了解新闻是如何制作的。这种不透明助长了人们对记者偏见的猜疑。一些新闻媒体推出的“报道背后的故事”（例如《纽约时报》的Insider栏目）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媒体机构可以考虑采取更多措施：
更清楚地区分观点与新闻报道。随着各类新闻媒体上的评论文章和新闻分析不断增多，受众也更容易产生混淆。在一项2018年的研究中，只有43%的人表示，他们能轻松区分推特和脸书上的新闻与观点。
加入The Trust Project等倡议。该联盟制定了八项“信任指标”，新闻机构可借此说明一篇新闻报道背后的人员和信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发现，这些指标能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众最关注的指标是“说明撰写报道缘由的信息（44%的人注意到）以及有关The Trust Project的信息（43%的人注意到）”。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截至目前，全球仅有200家媒体合作伙伴。预计到2022年，这一数字将大幅增长。
衡量并传达新闻的影响力。跟进报道的影响很有编辑价值，无论报道是一篇大型调查报道，还是关于普通问题的纯本地新闻。巴西媒体Gazeta do Povo几年前曾尝试这样做，为受众制作了一份影响力通讯。印度公民新闻项目CGNet Swara追踪其报道带来的数百项切实成果（如恢复供电、支付教师工资），并将这些成果告知受众。
传播渠道才是关键
在当今由社交媒体主导的世界，控制内容如何传播已成为一项复杂挑战，许多新闻机构都难以应对。路透新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这并不令人意外：新闻的可信度较低，尤其是在充斥虚假信息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媒体尝试通过大量推送通知和新闻通讯作出回应，经由手机和收件箱触达读者。这是个开端。但新闻业需要更有创意地寻找其他方法，更好地掌控自身内容的传播。例如：
建立联盟。我们见过《巴拿马文件》和《潘多拉文件》这样的出色编辑合作。但还有其他类型的合作，侧重传播和联合品牌，可以帮助媒体与读者建立更好的联系。这些合作可以尝试俄亥俄州地方新闻倡议这样的形式，将全州的小型媒体和社区团体联合起来，纳入一个统一框架。或者，瑞士最大的媒体公司携手为旗下所有网站创建统一登录账号，以重新与读者建立直接联系。这类倡议也能把受众从各自的回音室中带出来，引导他们接触新的信息来源。还可以看看#FactsMatter：该倡议将尼日利亚的事实核查人员和新闻机构与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即受信任的信息传播者）聚集起来，帮助他们制作的准确新闻触达更多受众。
放眼长远。新闻机构迟迟才进入数字时代，此后一直在奋力追赶。然而，少数新闻业先行者其实走在了时代前面。已不复存在的奈特-里德报业集团的罗杰·菲德勒在20世纪90年代发明了平板电脑，比史蒂夫·乔布斯早了15年，但当时新闻编辑部安于现状，未予重视。我们需要重燃那种创新精神——这一次，也要支持由此产生的宏大构想。我们还不知道下一个重大创新会是什么。但我们知道，自满的时代早已结束。
信任必须稳居新闻事业各个环节的核心，从报道和编辑到营销和传播。
无论你如何看待这些具体想法，总体方向都应当很明确：增强新闻业的公信力不能成为事后才考虑的事项，不能等新闻媒体完成“真正的工作”后才着手处理。这正是新闻机构以及我们这些重视并支持它们的人真正要做的工作。信任必须稳居新闻事业各个环节的核心，从报道和编辑到营销和传播。利害关系重大。新闻业面临的不仅是信任危机，还有生存性财务危机。然而，人们更愿意为自己信任的新闻付费。解决一场危机，或许也就能解决另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