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大西洋两岸还是英吉利海峡两岸，企业都已失去公众的信任。因此，监管机构正在推行迟来的改革，以确保企业造福全社会。这些改革包括薪酬做法和信息披露的变化、新的公司治理与尽责管理准则，以及对股票回购可能实施的限制。
改革的倡导者旨在以证据为其提案的基础。在假新闻泛滥的世界里，对证据的这种重视理应得到赞赏吧？
未必如此。最危险的说法之一是“研究表明……”。鉴于可供参考的研究数量庞大，你几乎总能找到研究来证明你想要的任何观点。正如我在近期的一次TED演讲《后真相世界中该相信什么》中所解释的，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原因在于确认偏误——即倾向于接受符合自身观点的证据，而不论其质量如何。由于人们对企业的既有看法根深蒂固，即便是站不住脚的研究，只要它们支持这些看法，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以下是几个例子。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统计数据称，美国91%的利润被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作者的说法是：“[这]几乎没有给生产能力投资或员工提高收入留下空间。”这一统计数据毫无道理。利润是在扣除工资以及研发和广告等无形投资之后得出的。这就好比说“孩子们吃得不多，因为他们的盘子是空的”——他们已经吃过了，这正是盘子空空的原因。尽管存在这一基本错误，该统计数据仍被普遍引用，因为它印证了人们对股票回购的普遍看法。
在2016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公司治理的调查中，一名证人引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与高管与基层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呈负相关”，并引用的是2010年的一份草稿。而定稿版本实际上已于调查开始前三年发表。该研究经过同行评审并完善了方法论，结果发现的恰恰相反：“企业价值和经营业绩均随相对薪酬的提高而提升。”然而，尽管有一份单独的意见书指出了这一错误，调查的最终报告仍引用了“明确的学术证据表明，企业内部的高薪酬差距会损害生产率”。2019年3月发布的英国下议院《高管薪酬》报告引用了另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该研究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但遗漏了先前调查中提交的证据。
去年《公司治理守则》的征询意见援引了“明确证据表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中女性比例的提高对绩效具有正面影响”。这一“明确证据”引用的是一篇未经同行评审的论文，且存在基本疏漏，例如在计算股票回报时未计入股息、未控制其他因素，或未检验统计显著性。这并不意味着多元化举措没有必要，我稍后将对此加以强调。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面对浩如烟海的现有证据，我们如何判断该相信什么？一个技巧是，尤其应参考发表于最严格的同行评审期刊上的研究，以降低论文存在偏见或缺陷的风险。正如关于薪酬差距的那篇论文所示，同行评审并非走过场，它可以推翻论文的结论。当然，同行评审远非完美，因为审稿标准的质量差异很大。但借助最严格期刊的名单，质量便可轻松核查，例如《金融时报》的前50名期刊。
每项研究最初都是未发表的。因此，第二个技巧是：对于未发表的论文，应审视研究者的资质背景。这同样很容易做到，例如查询其所属机构。这并非精英主义，而是为了认识到证据质量的重要性——正如我们会格外信任一家顶尖医院的医学意见。我们常常因为喜欢某项研究的结论而去采信它，而不论其作者是谁。
第三个技巧是，更加重视平衡的观点。几乎每个议题都有两面。但作者有动机只呈现一面并宣称“明确证据”，以使信息更具说服力。这类片面的观点很可能具有误导性，读者应对那些不敢承认另一方观点的作者保持更多怀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关于公司治理的立场文件均包含了反对其立场的论点。这让人们相信，该基金是在审慎权衡双方观点之后才形成其立场的。
但证据并不意味着只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我们都认同不同汽车的价格和特性，由于人们在价格、燃油效率和安全性方面的偏好各异，不同的人仍可能购买不同的汽车。同样，即使更高的薪酬比率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这也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可取的。一些公民可能认为收入平等比企业绩效更为重要。证据的目的只是把事实摆在桌面上，使我们能够理解决策背后的种种权衡。
而且，对于许多改革而言，证据甚至并非必需。性别多元化本身就是可取的，即便没有证据表明它能提升绩效，企业也应当推行。如果企业提高性别多元化的唯一理由是为了赚钱，那将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世界——而且这可能会阻碍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推动其他形式多元化的举措。
因此，证据可能既不具决定性，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要使用证据，它就应当是最高质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