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诽谤措施等法律手段正日益被用于封杀记者。
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都在诉诸法律，攻击言论自由。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对记者和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
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是新一轮媒体自由战争的最新受害者。他在俄罗斯进行采访报道期间被捕，并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这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目前被单独关押，可能面临20年监禁。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几乎已不存在自由媒体，这一点早有充分记录。自2003年以来，那里已有二十多名记者遇害。但此次事件的新之处在于其具体的攻击手段。俄罗斯记者长期遭受法律骚扰。但美国人格什科维奇是自1986年以来首位在俄罗斯因间谍指控被捕的西方记者。
追究当权者责任的记者日益成为权势者的眼中钉。从监视和胁迫，到人身暴力和网络骚扰，扑灭不受欢迎的真相报道的手段不断演变。最近，这套工具中又添了一种新武器：法律。
法律曾用于保护，如今却被滥用于迫害。权势人物、组织和政府正劫持法律，将媒体从业者刑事定罪并封杀言论自由。这类法律攻击并非威权政权独有；法律武器化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包括在领先的民主国家。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称，创纪录的363名记者于2022年因工作相关原因在全球各地遭到监禁，比前一年增加20%。
用于诱捕和打垮记者的法律策略多种多样，包括以国家安全利益为名出台新立法，以及提起多起诉讼，威胁让目标人物陷入财务破产。
对记者最突出的法律威胁之一，是民事和刑事诽谤法遭到愈演愈烈的滥用。诽谤法原本用于保护个人声誉免受虚假言论损害，但如今这些法律及其可能带来的不成比例的处罚，正被用于保护权势人物——尤其是公众人物——免受批评。
过去五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出台或修订法律以压制新闻自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至少有160个国家目前设有刑事诽谤法；一旦记者的调查触及令人不安的领域，这些法律便被用来以逮捕、拘留、昂贵的审判、罚款和监禁相威胁。
在民事诽谤案件中，这些法律也可能同样严苛。此类法律可以用于维护严格的新闻标准、追究责任并保护声誉——例如Dominion Voting Systems最近起诉福克斯新闻，最终达成高达7.875亿美元的和解——但它们正遭到惯常且广泛的滥用。记者和媒体机构面临金额极度虚高的索赔，意图阻挠调查性新闻报道。
如果不加以遏制，刑事和民事诽谤法将继续在世界各地被用于压制监督、阻止公开辩论。法律手段日益被用来封杀记者，这对公民和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首先，记者往往不了解这片复杂的法律泥沼，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何种专业建议才能脱身。此外，他们为辩护所需的资源往往完全无从获得。
其次，保护媒体从业者、应对他们面临的日益多样的传统与非传统威胁，越来越需要更专业的法律知识。
第三，针对记者发动法律战，会让控告者变成被告。当记者面临刑事指控时，其自身声誉也会受损，进一步加剧他们与所服务受众之间的不信任。
只要这一问题仍局限于特定圈子讨论，记者就会继续遭到有恃无恐的攻击。广泛了解这些风险的性质、现有支持以及支持方面的缺口，对于保护自由媒体——民主的基石——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汤森路透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数字新闻中心合作，编写了一份报告，梳理并考察全球对这一行业构成的主要法律威胁。
这份报告开创先河，汇集了全球研究成果、世界各地媒体自由专家的见解，以及近500名记者的亲身经历。它为全面、全球性地审视针对记者的法律武器化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起点。
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发出行动呼吁，敦促优先保障记者安全、保护自由媒体并维护民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扭转民主倒退的局面；这种倒退源于让记者陷入破产、威胁他们的人身自由，并由此扼杀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