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活动像通勤这样声名狼藉。人们有时用“地狱”和“噩梦”来形容上下班的旅程，这足以说明通勤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多么不受待见。通勤常被描绘成反乌托邦式的体验，代表着当代日常生活中种种令人焦虑和疲惫的事。
这些旅程往往高度程式化，以至于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它们。研究人员探讨过诸如通勤与身心健康之间的联系等议题——通勤会显著损害身心健康。
此外，还有城市间通勤时间等统计数据。例如，伦敦的一项调查报告称，英国劳动者一生中平均有一年零35天花在通勤上，累计通勤308,607公里。其他研究显示，英国劳动者平均每年花139小时通勤，相当于19个标准工作日。
这些信息让我们得以鸟瞰通勤生活。除了这种宏观的判断，人们对通勤如何改变城市生活知之甚少。把视角拉近，我们便会开始体会到，上下班的旅程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奇特的阈限空间，充满各类事件与邂逅，无论好坏，都会影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阈限空间
无意中听到一段压低声音的奇怪对话。听着最喜欢的音乐人演唱时，看见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又一次，短暂地与坐在那边的人四目相对。红灯时，隐约注意到旁边停着的车里那个人正泪流满面。
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邂逅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能够改变我们，以微妙却有力的方式。它们或许会让我们暂时跳出自我，把自己的悲喜交织进他人的生活，增强我们与自身世界之外的天地相连的感受。
通勤中经历的所有邂逅，以及我们穿行其间的所有旅途环境，都会给我们留下印象，并留下痕迹。即使当时没有意识到某件事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可能在很久以后才明白它的影响有多深。随着时间推移，并且经过反复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也会成为所穿行环境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通勤旅程和交通系统并非只是被动地运送我们，它们也在主动地改变我们。
20世纪中叶，城市郊区迅速扩张之际，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担忧，随之延长的通勤时间意味着我们的空闲时间正被工作需求夺走。然而，经济学家往往认为通勤是工作所致的“无效时间”，但事实远非如此：通勤时，我们会从事各种工作和娱乐活动，而这些活动塑造着我们。
通勤途中充满了各种活动，既受到沿途环境的促成，也受到它的限制。深入探究这些活动，会发现背后有诸多动机：从我们可能固执地与自己讨价还价，试图让通勤时间发挥效率，到不那么出于自主意愿、更多是顺势而为地再次沉迷于手机社交媒体动态流的滑动浏览。
我最近出版的著作《交通生活：通勤如何改变我们的城市》，基于我对悉尼通勤经历开展的四年研究。研究没有评判这些经历本质上是好是坏，而是让我明白，通勤就像棱镜一样，折射出我们生活的许多其他面向。
通勤如何改变我们
一位接受我采访的女性告诉我，她现在的通勤时间比过去短得多，因此到公司后，她得在车里坐上几分钟。她觉得自己到得太快了，渴望有更多时间完成过渡。
另一位女性告诉我，她已经厌倦了开车上班时感官受到的冲击。于是她改乘火车，通勤时间因此增加了一小时十分钟。不过，这让她有时间一口气读完小说。
还有一位男性参加了通勤骑行课程，以减轻自己在险象环生的车流中骑车上班时强烈的焦虑。最终，这促使他选择开启新的职业生涯，帮助其他有意骑车通勤的人在车流中安全出行。
另一位女性抱怨说，先开车再转乘火车的漫长通勤占用了她原本可以在家度过的时间。然而，她深情地谈起多年来在火车车厢里逐渐形成的群体情谊，以及人们如何互相照应，确保彼此没有坐过站。
断言通勤非好即坏，掩盖了它本质上的不确定性。通勤可能令人疲惫、精力耗竭、付出代价，但也能让人振奋、兴奋、充满活力。通勤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是一个让生活中的种种张力与矛盾、多样的影响和欲望——这些正是构成我们生活的部分——凸显出来的空间。
通勤途中经历的种种事件与邂逅，可能会促使我们提出直抵内心的问题：那个人的举动为什么让我烦躁？今天的旅程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感到平静？
一次偶发的冲突可能会让我们心烦意乱、倍感挫折，但在反复置身其中时，充满威胁的环境可能会更显著地改变我们的内在状态。偶尔有一次漫长的上班旅程或许尚可忍受，但年复一年地反复经历，可能会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动力与欲望。
通勤会以种种方式向我们提出问题，促使我们改变价值观，重新思考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并重新评估工作、人际关系和社群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困在车流中时，也许只有在感到最受束缚或陷入最低谷之际，新的生活方式才会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