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界各地的青年活动人士正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动员起来，拓展公民空间，重获自由。东盟地区有6.3亿人口，其中超过一半年龄在30岁以下。15至24岁人群中，高达90%被归为“数字原住民”（即至少有五年上网和使用互联网的经验）。对年轻活动人士而言，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成为倡导人权的渠道。
新平台的力量广为人知，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参与这些空间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监控、审查、恐吓、骚扰和攻击。想到数字空间拥有众多交流与协作机会，却也可能成为压制加剧、容忍度降低的场所，令人不寒而栗。对该地区许多政府而言，社交媒体空间威胁到它们对信息的控制。
例如，在泰国，政府采取行动，在一项宪法草案公投前压制辩论。有一例中，约十几名大学生因评论拟议中的宪法草案，在 Facebook 上遭到拘留或起诉，并根据一项严苛的新政府命令面临最高10年监禁。在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实施《煽动法》和《通讯与多媒体法》等限制性法律，以压制政府批评者，包括学生活动人士。2016年，时年仅19岁的穆罕默德·阿米鲁尔·扎克万因在 Facebook 上发表言论，被判在教养学校服刑两年。至少还有三名年轻人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类似言论而遭到起诉、拘留或调查。
在新加坡，当局继续骚扰并起诉博主和异见人士。17岁的博主阿莫斯·叶因2016年9月发布的帖子被判入狱六周并处罚金，罪名是涉嫌“伤害他人的宗教感情”。此后他逃往美国，并获准庇护。
在越南，当局继续利用措辞含糊的法律，根据国家安全法判定和平活动人士有罪。人权捍卫者在线上遭遇威胁和攻击，在公民空间中也面临同样处境。22岁的博主阮文和于2017年1月被捕。他曾帮助受福尔摩沙生态灾难影响的渔民。这场灾难始于2016年4月，数百万条鱼死亡，最多有27万人（包括渔民）的生计和社区因此遭受重创。他依据1999年《刑法》第258条被拘押，罪名是“滥用民主自由，侵犯国家利益以及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该条款常被用于对付和平活动人士。如果根据第258条被定罪，他可能面临最高七年监禁。
青年活动人士不应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应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东盟各国政府必须停止限制或压制年轻活动人士，转而与他们合作，推动包容性的政策制定进程，并回应人权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到？以下是一些可作为良好起点的建议：
● 让年轻人参与决策：各国政府必须开始与本国年轻人接触，也要通过东盟青年论坛在区域层面开展交流，以提升青年活动人士参与东盟决策和政策制定的程度；
● 通过联结实现团结：利用数字技术以及该地区年轻人之间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建立并支持区域团结网络。可重点支持年轻人采取行动，捍卫自身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应对该地区公民空间不断收缩的局面；
● 在线／数字行动主义：确保不同领域提供支持，建设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为年轻人创造安全、具备支持条件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切实倡导人权与自由。
当然，这些举措无法解决该地区的所有问题，但会表明我们切实致力于保护和促进网络言论自由。让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数字原住民”的创意、愿景和梦想，确保年轻人拥有表达自我、帮助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发声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