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企业领袖和投资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两类风险上：宏观经济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关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将实施的加息，以及法国和德国即将举行的选举。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关注高额主权债务、人口结构变化和自然资源短缺等结构性风险。但还有第三种风险潜伏在大多数决策者的视野之外，其危害或许更为深远：传染病。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表示，全球面临的健康威胁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人们出行距离更远、频率更高。包括食品和药品在内的供应链遍布全球。在亚洲或非洲，如果结核病（TB）等病例未得到妥善治疗，患者可能在数日内出现在美国的医院里。
在此背景下，科学家对近期寨卡、埃博拉和禽流感等疾病疫情的增多感到担忧。他们也对流感、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卷土重来感到警惕。
诚然，就死亡人数而言，近期的疾病暴发和大流行与过去全球流感疫情造成的惨重后果相去甚远。2003年SARS疫情导致774人死亡，2014—2015年埃博拉疫情造成11,310人死亡，而1918—1920年的流感疫情夺去了1亿人的生命，超过刚刚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五倍。事实上，全球约5%的人口因此丧生。
但由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日益加剧，我们如今面临的传染病风险可能大幅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48万人患上耐多药结核病，耐药性也开始使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疟疾的工作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警告称，抗生素耐药性如今已遍及所有国家，使患者更可能出现较差的临床结局，死亡风险也更高，同时加重卫生系统的负担。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莎莉·戴维斯曾警告，如果不加以遏制，药物效力日益减弱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她估计，到2050年，耐药性感染可能每“三秒”就夺走一条生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审查报告估计，届时每年可能有约1,000万人丧生，全球经济产出的累计损失将达100万亿美元。作为参照，目前全球GDP总额为每年74万亿美元。
然而，公众，尤其是金融市场，并未充分认识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可能造成的长期人类和经济后果。事实上，防范公共卫生威胁是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预防和治疗的成本通常由政府承担。
政府预算早已捉襟见肘，要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带来越来越沉重的卫生负担，至少可以说并非易事。然而，政府不太可能迅速采取行动来降低这一风险。相反，经验表明，政府往往难以根据潜在或日益严重的问题调整公共支出，例如公共卫生威胁；通常要等到危机爆发时才会行动。
去年，美国死于癌症的人数超过了战斗中的死亡人数。事实上，去年有58万人死于癌症，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平均战斗死亡人数约43万。然而，政府每年用于癌症的支出平均约为40亿美元，仅略高于约7180亿美元年度军费预算的0.5%。
当然，政府预算分配决策错综复杂，也受到政治诉求的牵制。美国军方雇用约3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单一雇主；一些选民群体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将维护美国军事主导地位列为最高优先事项。
但问题不仅在于支出多少，也在于何时支出。政府不会等到战争爆发后才投资军队建设，但往往会等到危机爆发后才投资抗击传染病。
全球为应对SARS疫情紧急支出了150亿美元，为应对埃博拉疫情支出了400亿美元。1918年，应对流感大流行危机的成本约为17.5万亿美元。如果各国当初在降低此类疾病暴发风险方面投入更多，例如强化医疗卫生系统、推动负责任地使用抗生素，这些巨额应急支出或许就没有必要。至少，支出很可能会少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击传染病与应对气候变化十分相似。尽管威胁重大，但它并非迫在眉睫，因此各国政府继续把精力放在其他优先事项上，使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察觉地日益加重。因此，市场价格并未充分反映这一风险。
危机最终爆发时，威胁的真实规模才会显现。但到那时，控制危机将困难得多、成本也高得多，伤亡人数也会大幅增加。遗憾的是，这一时刻可能比任何人——无论政府还是投资者——预想的都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