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耐药细菌的兴起和传播,原本可治疗的感染暴发正成为重大的全球卫生安全问题。
即便是最后仅存的有效抗生素,耐药性也在不断增加。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致死因素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更不用说它对自身构成的威胁了。
近期中国北方呼吸道感染住院人数的增加,是由以下病原体造成的:肺炎支原体,这是一种细菌感染,通常症状较轻,多见于儿童和青年,可引起呼吸道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可导致轻度肺炎。
但这不应令人意外。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放宽严格的新冠相关限制后,人们已预料到呼吸道感染会激增,还因为此前已有报告显示北京地区对肺炎支原体的耐药率高达90%。
事实是,鉴于耐药细菌的兴起和传播,原本可治疗的感染暴发正日益成为我们最大的全球卫生安全盲点之一。
世界经济论坛在改善医疗卫生体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健康与医疗中心将各方领袖聚集在一起,共同厘清全球卫生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可及性、公平性、韧性和防范准备。
通过值得信赖的对话和公私合作,该中心助力合作伙伴围绕共同优先事项形成合力,推进集体行动,以改善健康成果。
就肺炎支原体而言,此后已有丹麦、法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报告了暴发疫情,最近还包括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感染症状较轻,较严重的病例可使用一类称为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进行治疗。因此,儿童住院人数的突然激增可能归因于对这些药物的耐药性增加。
幸运的是,仍有其他抗生素对这种特定细菌有效,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随着其他感染种类日益增多,即便是最后仅存的有效抗生素,耐药性也在不断增加。除非全球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的规模,否则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致死因素之一,每年导致近500万人死亡。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更不用说它对自身构成的威胁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隐蔽性。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不太可能像大流行病那样迅速而猛烈地冲击我们;相反,我们将看到可治疗感染重新变得无法治愈的病例稳步增加,甚至轻微感染或医疗手术也可能危及生命。
假以时日,得益于抗生素,全球人均预期寿命过去23年间的增长可能会逐步逆转。鉴于这一切本可以预防,使耐药性如今成为我们最大的全球卫生安全威胁之一的原因,或许正是很少有人将其视为威胁这一事实本身。
联合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
在2024年联合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高级别会议召开之前,我们有机会改变这一现状,并借此扭转方向。从表面上看,这将是一个契机,让国际社会齐聚一堂,设定全球目标并采取切实措施,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全球卫生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期望意大利在接任日本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将继续引领使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成为全球优先事项的努力。但还需要实现根本性转变,以扭转人们普遍认为耐药性罕见、仅影响住院的老年人和体弱者的看法,以及认为只要研发新药就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观念。若这一局面不改变,我们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下一场全球卫生危机。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人们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存在严重误解,原因不难理解。一方面,普遍的看法是抗生素滥用是耐药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大环内酯类药物和肺炎支原体的情况正是如此。
然而,诚然抗生素的使用量已显著增加,2000年至2020年间增幅高达46%,且这一增长确实助推了耐药性的发展,但同样真实的是,药品短缺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在世界许多地区,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获得最有效药物的机会有限,这同样加剧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一方面,这会使感染持续传播;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不太合适的抗生素,而这可能加速耐药菌株的出现。
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显然,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失灵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在创新方面,我们不仅需要研发新型抗生素,还需要研发能够针对重点病原体、即对公众健康构成最大威胁的耐多药细菌的抗生素。
此外,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解决方案,还需要全球各地的人们都能够获取的解决方案。这正是像我所在的全球抗生素研发合作组织这类机构正在努力的方向,其目标是在2025年前研发出五种新型抗生素疗法。
但鉴于我们目前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也看到肺炎支原体病例激增令人担忧,而这些国家以往的耐药水平要低得多,因此显然我们还需要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抗生素。
在全社会充分认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之前,要大规模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不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世界看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方式,首先将其视为全球性危机,并更深入地理解所需的解决方案。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缓慢蔓延的威胁。目前它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艾滋病和疟疾的总和。如果等到它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癌症,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