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上安装的应用种类繁多，只需指尖轻触，就能让我们全面掌控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便利服务。
移动应用通常分为三类。微博网站新浪微博、即时通信平台微信和QQ等社交应用，让我们能够实时互动、分享信息。支付宝和微信钱包等移动支付应用可用于结账或转账。借助服务类应用，我们还可以阅读澎湃新闻的新闻、观看腾讯或爱奇艺网站上的视频、使用滴滴出行叫车、通过摩拜或ofo寻找共享单车，等等。这些应用把过去许多令人头疼的事情化繁为简，只需在屏幕上轻点几下即可完成。
对大多数年轻人和中年人来说，新技术的益处远远超过弊端。这些应用让生活更加便利、舒适、高效。然而，许多中国老年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相反，信息技术已成为一道屏障，将他们隔绝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之外。
我父亲今年74岁，他一直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每当遇到新鲜事，他总要亲自试一试。他比我早很多就开始网购、使用支付宝，如今已是熟练使用各类应用的行家。简而言之，他拥抱了技术发展，如今正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而我母亲恰恰相反。她今年64岁，性格坚强，拥有扎实的学业和职业背景。但她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到焦虑，而这种心态与技术无处不在密切相关。
妈妈对手机的熟悉程度仅限于打电话、发消息和播放音乐。她知道各种流行应用，却无法独立使用。她完全不了解支付宝如何运作，也不明白简单扫描一下二维码，钱怎么就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扣走了。家人教过她如何在滴滴出行上叫车，但她自己尝试时总是以失败告终。
最近，我父母因为母亲对技术的恐惧发生过几次激烈争吵。比如，爸爸会帮她在线挂号看病或叫出租车，但妈妈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没人陪她去，她很可能会错过预约。
一方面，我很高兴看到技术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随着廉价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革命如今已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取信息、购物、社交和享受娱乐。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普及主要服务于年轻人。调查显示，1990年至2000年间出生的中国网民已经上网的时间平均达7.5年，折合每天近12小时。2014年，19至35岁的用户占微博月活跃总量的72%。微信用户的平均年龄为26岁，所有用户中有86%年龄在18至36岁之间。
这些所谓的“90后”的网络行为在塑造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老年人却被不断发展的技术排斥在外。对他们来说，应用既陌生又晦涩，给日常生活带来无数麻烦。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老年人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上的隔阂，还有文化上的排斥。我们的数字未来着重于重视和投资年轻人。无法融入这种数字文化的老年人就这样被落在后面。许多人和我妈妈一样，失去了自信。
妈妈抱怨社会抛弃了她。面对年轻一代，她感到自卑。老年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角色退出理论”：离开职场后，妈妈难以找到并接受新的社会角色。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角色退出理论的问题凸显出来，因为这些发展完全忽视了老年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进行必要心理调适、实现社会融入的需求。相反，技术只会加速他们被边缘化。
此外，我们经常会看到文章在媒体平台上呼吁年轻人教父母使用数字设备和技术。这类文章往往在农历新年、父亲节、母亲节及其他重要节日期间大量出现。我们应当支持并倡导任何有助于缩小代际差距的主张，同时也要看到，许多此类技术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密切相关，例如叫出租车、购买火车票或预约看病。
应用在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时，也应考虑老年人，更直接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是让年轻人承担教父母和祖父母使用技术的责任。例如，相关企业可以暂缓将服务全面数字化，直到各代人都具备相近的计算机使用能力。
我们还应从另外三个角度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我们应努力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需求。第二，我们应调整企业社会责任准则，确保企业利用技术同时赋能老年人和年轻人。
第三，随着中国人口持续老龄化，仅仅教老年人如何使用最新技术，并不能让他们过上安全、舒适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减轻他们对退出社会角色的恐惧，让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为他们的精力找到新的、有益的出口，并牢记最好的互动仍发生在面对面交流中，而不是电脑屏幕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