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利用来自40个发展中国家的电话调查数据，得出了停工率。
数据显示，在疫情初期，女性、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城市工人最有可能停止工作。
年轻工人受到的冲击也比年长的成年工人更严重。
这项研究还表明，总体而言，电话调查是监测就业损失中群体差异的良好工具。
现在已有明确证据表明，新冠疫情带来的毁灭性经济影响在工人之间分布不均，在许多发达国家尤为如此。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对不同类型工人在疫情期间的遭遇知之甚少。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境况如何？
我们最近探讨了危机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工人，并发现了显著差异。根据来自五个地区约40个发展中国家的电话调查数据，2020年4月至6月期间，停工率因工人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停工率在28%至37%之间。这一研究是对先前分析的补充，我们曾在这40个发展中国家量化了疫情对工人生计的主要不利影响，包括疫情初期和危机演变过程中的影响。
从工人群体来看，电话调查数据显示，在危机初期，女性、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城市工人最有可能停止工作。其中，性别差距最大：在危机初始阶段，女性停止工作的几率比男性高出8个百分点。
年轻工人因停工所受的冲击也比年长的成年工人更大。两者相差4个百分点。同样，低学历工人与高学历工人之间相差4个百分点。虽然危机对城市工人的冲击比农村工人更大（以停工率衡量），但差距较小。在这里，城市工人停止工作的可能性比农村工人高3个百分点，这表明就业危机并不局限于城市地区。
按群体划分的停工率
剖析性别差距
在相同经济行业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停止工作。许多专家指出，女性更多从事零售等受危机严重冲击的行业。虽然这一说法属实，但它对停工中性别差距的解释力相对有限。
同样，虽然女性平均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也比男性多，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导致女性停止工作的主要因素。相反，性别差距主要是由于在相同行业中，女性工人停止工作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工人所致。这一结果似乎更符合以下情形：女性在企业内部面临性别歧视，或从事企业内更可能被裁减的低级别工作。
我们的相关工作论文对此有更深入的阐述，但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导致停工中出现巨大性别差距的确切原因。
受冲击较大群体的就业复苏
来自17个国家的初步结果表明，受冲击较大的群体在2020年4月至10月期间可能恢复得更快。从绝对值来看，增长幅度从男性、城市以及高学历工人的13个百分点，到低学历工人的16个百分点不等。从百分比来看，低学历、女性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年轻工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较大增长。这表明这些工人群体在疫情初期所失去的部分就业机会已有所恢复。与美国不同，这种复苏尚不足以消除最初的差异化影响。此外，我们尚不清楚这些最初受影响的工人获得了哪类工作，也不清楚其初步复苏是否延续至2021年。
2020年4月至10月的就业变化
这种初步复苏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应对措施。我们还一直在收集全球范围内各国针对危机采取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政策应对信息。基于COVID-19 SPJ政策清单，我们了解到发展中经济体已推出数量空前的社会保护和就业政策，以缓解危机对工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影响。
电话调查是一种良好的工具
事实证明，电话调查在监测就业损失中的群体差异方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在无法进行面对面数据收集的时期，电话调查为了解相关结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但它远非完美。这类调查往往过度代表户主，因而可能导致对就业结果的描述出现偏差。
世界经济论坛在未来工作领域开展了哪些工作？
为了解这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上述关于差异化影响的结果，我们分析了五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访问了家庭中的所有受访者，而不仅仅是户主。在其中三个国家，我们可以与电话调查进行比较；在另外两个国家，我们模拟了大幅过度代表户主的电话调查。几乎在每种情况下，电话调查都高估了就业率，但除年龄外，各群体的高估幅度基本相同。因此，尽管电话调查缺乏代表性，但它为监测性别、教育程度以及城乡就业差距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