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月我必须买药，就没钱吃饭了。”
“桑迪”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退休老年人，患有糖尿病及其他多种慢性疾病。她最近致电我所在的公司Humana，请求我们不为她寄送药品，因为她负担不起药费。桑迪正与糖尿病作斗争，她的经济状况使情况雪上加霜。
我们的呼叫中心工作人员联系了Humana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当地办事处寻求协助。该办事处帮助解决了桑迪的经济需求，并通过与当地食品银行的现有计划，安排向桑迪家中送达了可供10天食用的餐食。
所幸，桑迪并未被迫在两件对其健康影响重大的事情之间做出选择。包括医疗保险优势计划（Medicare Advantage）在内的项目，鼓励Humana等机构在医疗需求之外，为像桑迪这样的个人提供帮助。然而，医疗保险优势计划项目在美国境内的覆盖范围有限，导致医疗支出与其对健康的实际影响之间存在错配。
美国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居全球首位，但医疗可及性只是影响健康的一小部分。生活方式需求的资金投入不足会影响医疗保健，并且在慢性病人群中问题更为严重。（在美国，75%的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
美国医疗保健支出差异的一个例子体现在药品支出上。支出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挤出效应”。这限制了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预算为那些与健康状况直接相关的生活方式需求人群提供社会项目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效应。
美国需要增加在能够降低医疗成本的社会项目上的支出。然而，由于应对医疗问题产生的高额支出，它无力承担。因此，它应当将部分医疗支出重新分配给以更健康结果为奖励的项目，而不仅仅是治疗不良健康的症状。
人们对社会决定因素影响个人健康的认识日益提高。社会决定因素的类型各异，但大体可归类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场所的条件（这些条件）影响着广泛的健康风险与结果”。社会孤立、孤独、交通不便和食物无保障都是例子。在Humana，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些社会因素对会员所产生的影响。
桑迪是数百万遭受食物无保障困扰的美国人之一。老年人是美国食物无保障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研究也表明，食物无保障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患有较高比例的慢性疾病和其他疾病。
那么，如果桑迪和其他人的饥饿等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是否在明智地使用医疗保健经费？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库，我们并非如此。许多其他富裕国家的人均健康支出约为美国的一半，却拥有更好的健康结果，并且成功应对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请看瑞典。瑞典专员丹尼·瓦格罗（Denny Vagero）在一次采访中详细介绍了该国应对这些健康决定因素的独特方式：
“瑞典的公共卫生政策旨在营造社会条件，确保每个人都能保持健康。该政策是在卫生系统内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决策者和公务员中，历经二十多年持续提高认识的成果。这一过程形成了共识：健康并非仅由卫生系统产生，而是由其他部门共同产生，因此是所有部门的责任。”
瑞典的做法行之有效。其经济脆弱率仅为4%，而美国近25%的老年人常常担心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营养餐食或支付住房等基本开支。瑞典只有2%的高需求老年人在费用方面存在困难，而美国则为31%。但整体性的健康方法不仅仅在于降低经济脆弱性，更在于帮助人们过上最好的生活，这一点在多个维度上均有体现。
瑞典综合的医疗与社会政策使其在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中跻身十大最幸福国家之列。其综合方法的成功归因于八个重点领域：
相比之下，美国传统上将其医疗体系视为医疗保健及健康结果的主要驱动力。如上所述，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但其支出习惯尚未跟上。
例如，下图显示，美国仅医疗保健支出与其他国家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的综合支出相近。然而，这是因为美国在非健康类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少于其他国家，尽管此类项目可能间接改善健康。
当你将投资重点放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上时，就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口改善健康结果奠定了基础。
尽管美国当前面临自身造成的支出挑战，联邦和州政府都正朝着改善社区健康的正确方向前进。例如，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刚刚开始允许医疗保险优势计划纳入食品和交通等物品。
在Humana，我们正在帮助150万名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通过医疗保险优势计划的价值导向型医疗报销模式改善健康状况并加强预防性护理。这些老年人还通过我们的Bold Goal计划增强身心健康。Humana希望到2020年将其所服务社区的健康水平提高20%。
我们在Bold Goal计划中的经验告诉我们，需要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护理，并应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我们也看到，真正的改变需要以非传统方式合作，以实现集体影响。社区参与是基础，这也是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需要共同努力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这些服务需要整合进针对每个个体的整体性、个性化参与模式中，尤其是针对资源较少的人群。
那么，我们能从瑞典学到什么？美国医疗保健行业和政府必须引领方向，将医疗保健经费更明智地用于影响健康的事物上，例如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如果美国做对了，像桑迪这样的人就不必在食物和药品之间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