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首次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在随后两年里，报告的埃博拉病例接近30,000例。西非多个国家有逾11,000人死亡。这是一场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危机。疫情通过传统的遏制措施得到应对，例如病例搜寻、隔离和安全埋葬。
如今，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经历世界第二大埃博拉疫情。这一次，包括试验性疫苗和疗法在内的新技术正在投入使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慈善界的领导者加快了这些新工具的问世。2014年的埃博拉危机表明，当卫生威胁被提升至全球议程的首要位置时，进步是可能实现的。
现在正是世界运用这一经验应对结核病（TB）这一致命性最高的传染病的时候。近年来，按死亡人数计算，结核病已超过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疟疾两者之和，每年导致160万人死亡。
作为参照，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尽管有11,000人不幸丧生，仅南非同期就有近44,000人死于结核病。虽然结核病已不再是发达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但结核病死亡病例中仍有超过95%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这表明贫困与疾病之间存在关联。
贫困会通过多种方式助长结核病传播。在拥挤、通风不良等恶劣居住条件下，结核病更容易传播；这类环境有利于这种经空气传播的呼吸道疾病扩散。资源受限造成的诊断延误也会因贫困而加剧。贫困还会增加人们原本就存在的脆弱性，使其更易感染细菌；营养不良以及艾滋病毒等会抑制免疫力的合并感染也是原因。专家预计，消除极端贫困有望使结核病病例减少84%（到2035年）。
由于这种疾病集中在世界资源匮乏的地区，制药行业投资结核病创新的商业动力有限。医疗干预措施不足且过时，助长了耐多药结核病（MDR-TB）的发展，进而加剧危机。
认识到这些挑战后，强生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结核病的承诺源于切身经历。20世纪40年代，保罗·扬森博士年仅四岁的妹妹死于结核性脑膜炎。事实上，过去20年来，强生旗下扬森制药公司在抗击结核病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
2002年，我们的科学家发现了40多年来首款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靶向结核病药物——贝达喹啉。自2012年贝达喹啉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耐多药结核病以来，强生投入大量资源，向113个国家的患者提供了超过78,000个疗程的这种治疗。
如今，一场聚焦结核病的全球行动正在兴起。2018年9月，联合国召开了有史以来首次专门讨论结核病防治的高级别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夕，强生与世界经济论坛及其他合作伙伴携手共同主办了结核病创新峰会，以加快研究与开发（研发）。强生还宣布推出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来防治结核病，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重点扩大现有结核病疗法的可及性、提高诊断率，并投资于必要的研发。
我们已经在实施这项计划。在结核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我们已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赛沛公司合作，为1,000万人开展筛查。我们正携手将赛沛开创性的GeneXpert快速诊断技术带入高风险地区，使诊断时间从数周缩短至数小时，同时检测结核病最常用药物的耐药性。
我们开展这些项目，是因为作为全球社会，我们凭借新技术和研发进展，已经具备终结结核病的手段。我完全赞同克劳斯·施瓦布的看法：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开启一个大胆变革、颠覆式思维与创新的新世界。
仅靠一家公司或一个政府无法应对结核病大流行。我们需要鼓励整个行业参与其中。要通过新方法建立稳健、可持续的结核病研发生态系统，就需要为行业确定新的激励措施和融资机制，并推动所有部门参与。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护未来抗生素的有效性，终结耐多药结核病的祸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项迫切需要且财政上负责任的投资，各国财政部长需要认真对待。
2015年，一份英国政府报告指出，如果结核病病例中耐一线药物的比例再增加40%，到2050年，抗击耐多药结核病可能耗资16.7万亿美元，使全球GDP下降超过0.6%，并额外导致7,500万人死亡。
在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受强生委托撰写的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分析将进一步揭示放任耐多药结核病蔓延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
回顾过去，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带来了许多重要经验，说明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需要什么；而至关重要的是，私营部门支持下的一波重要创新迅速涌现。
我们现在必须落实这些经验。我们必须确保将集体的技术和科学能力用于当下，终结结核病。拖延绝非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