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月，当时大卫·鲍伊离开了人世，一些人就已经对2016年持怀疑态度。鲍伊是20世纪70年代的偶像；在那个年代，如今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占据人口主导地位、消费能力最强的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成年。随着那个时代更多文化传奇人物相继离世——其中许多人没有留下鲍伊去世前最后那一波创作，因而其离去格外令人唏嘘——2016年开始让人觉得一个时代即将终结。
而当英国脱欧在夏天成为现实时，显然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文章开始纷纷列举2016年的种种祸患，从寨卡病毒到土耳其政变。到唐纳德·特朗普于11月当选时，他与英国脱欧一样，乘着民众拒斥既有政治的浪潮而胜出；人们已深信2016年有着某种独特的气质。
这种世纪末氛围，体现在后来当选年度词汇的“后真相”一词中。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都让人觉得，公然撒谎和煽动蛊惑已无人制止。然而，对于投票支持特朗普的社会保守派而言，他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触及了他们对文化和经济快速变化所带来的动荡未来的恐惧。
就像意大利的公投选民一样。阿尔菲奥·卡鲁索的《1960：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年》在2016年成为畅销书，选民们怀旧地回望一个想象中的过去，而不是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对社区将迅速变化的类似恐惧，似乎是2016年社会保守派投票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倾向，那就是更“后信任”，而非“后真相”。
他们也处于“后反讽”时代，特朗普被视为反建制候选人便说明了这一点。另一重讽刺是，引发部分社会保守派焦虑的难民潮开始退潮。然而，叙利亚仍是一片杀戮之地。尽管有人担心“伊斯兰国”（IS）正试图通过尼斯或柏林等地发生的事件，将其戏剧化的恐怖主义行径输出到西方，但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仍集中在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这五个国家。认为2016年特别糟糕，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叙事。
有时，糟糕就是糟糕
如何衡量糟糕的年份？最简单的方法大概是看人的死亡人数。按这一标准，比例上最糟糕的年份很可能是约7.5万年前那个没有记录的年份，当时多巴火山喷发，威力惊人，引发“火山冬天”，人类几乎因此灭绝。此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接近类似灾难的，是1340年代的黑死病大流行。
在过去100年中，按死亡人数衡量，最糟糕的年份可能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之际，致命的所谓“西班牙流感”暴发，造成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这类大流行病当然属于自然灾害。不过，人类活动会使其传播得更快、更广；比较1918—1920年流感大流行的全球影响与541年查士丁尼瘟疫影响范围更局部的情形，便可见一斑。
因此，全球化或许看起来像2016年的社会保守派所担心的那样充满风险——当然，它也能帮助人类采取行动应对大流行病。
其他人类活动，尤其是战争，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战争只是人类以各种方式推高某一年死亡指数的最明显例子，尤其因为战争往往会带来其他末日骑士。按这一标准，2016年在最糟糕年份榜单上几乎不值一提。
未来的模样
人类集体通过自我毁灭式战争争夺达尔文奖的努力，在1939至1945年、蒙古征服以及欧洲对美洲的侵略中都显得突出得多。饥荒是另一类灾难，常因人类管理不善而加剧；过去此类灾难也严重得多，例如据估计造成1100万人死亡的1769—1773年孟加拉大饥荒，无论从绝对人数还是人口比例来看，都是显著的例子。
所以，值得庆幸的是，2016年人类没有赢得达尔文奖。这一年独特的气质——至少对西方而言——更多在于它让人感觉一个时代即将终结。如果真是如此，它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英国脱欧所显示的，这个新时代极不可能带来社会保守派渴望的、令人安心的确定性。相反，我们应当记住，他们当中许多人所追求的经济民族主义，过去曾成为引发足以赢得达尔文奖的冲突的开端。
与此同时，特朗普这样难以预测的人物如今手握核武器发射权——当他们没有忙着激怒中国时也是如此。如果2016年让人觉得一个时代即将终结，那么即将到来的时代确实可能糟糕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