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健康习惯和行为，医生应借助患者与亲友的互动，而不是增加患者与医务人员的接触。
在一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新观点文章中，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五步阶梯，建议通过精心设计社交互动来促进健康，并检验这些互动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
“当患者作出影响健康的决定时，例如选择散步而不是看电视，或决定在餐馆点什么，配偶和朋友更可能陪在他们身边。患者也更可能养成健康行为，例如和朋友一起去健身房，”文章共同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医学教授兼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医疗创新中心主任戴维·阿什解释说。
“人们每天受到身边人的影响，远比受到偶尔接触的医生和护士的影响更大，但在设计促进健康的社交激励措施时，这些无需成本的互动仍未得到充分利用。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作者表示，鉴于这些机会被白白错过，而且医生和护士持续跟踪患者的成本很高，设计社交互动以调动患者已有的社会支持，并让机构能够检验其可接受性，十分重要。
阿什说：“隐私顾虑往往是医生和医院不愿组织社会支持的原因。但尽管隐私对某些患者在某些情况下非常重要，更多时候，患者会很乐意让亲友帮助他们管理糖尿病，而亲友也愿意帮助他们控制病情。”
作者提出了一个逐级增强社会支持的阶梯：从完全没有社交互动——例如，患者被要求把服药作为日常惯例，却无人看到他们服药，也无人督促他们——逐步提升到依靠声誉或经济激励的设计，并纳入团队或其他设计，以督促患者对自己的健康行为和习惯负责。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疗中心首席创新官、文章共同作者罗伊·罗辛说：“我们通常不会把患者之间的竞争或合作视为管理高血压、心力衰竭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一部分，但研究表明，行为具有传染性，利用这些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的项目可以非常有效。”
“大多数医疗干预都是针对个体患者设计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医疗机构可以运用社交互动策略，为希望参与旨在改善健康的集体活动或团队竞赛的患者增进健康。”
例如，在第四级中，社交激励措施以相互支持为设计原则。作者提到一项研究：部分糖尿病患者每周与同伴通电话，这种方法称为互助指导；其他患者则接受较为常见的护士主导管理。结果显示，与同伴直接交流的患者，其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降幅明显大于由临床工作人员管理的患者。
阿什说：“当然，医疗是件严肃的事，但谁说它就不能带有社交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