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检测计划的潜在益处远远超过任何不利影响。
缺乏专家共识、相关成本等障碍都可以克服。
通过开展普遍检测，我们可以避免第三波疫情及其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许多专家已经认识到新冠病毒普遍检测的价值，并认为其益处远远超过成本。举几个例子：保罗·罗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米纳，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哈佛大学的萨弗拉伦理中心，以及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己的工作论文，还有许多评论人士都主张实行普遍检测与隔离政策（TIP），以战胜疫情并安全重启经济。
已经明确证实，以相对较高的比例对人群持续检测——每天检测人口的10-20%——能够遏制病毒传播，防止疫情再次抬头。针对新冠病毒实施TIP，有助于及早发现感染聚集，并以有针对性且成本低廉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对经济和社会活动施加众多限制，因为这些限制的代价极高。
普遍检测的成本约为美国2020年提供的3万亿美元财政支持的3%（按每次检测5美元、检测人口比例15%计算），还不到疫情期间经济和社会损失（16万亿美元）的1%。换言之，即使成功概率不到1%，实施普遍检测仍然值得。
应对普遍检测这一挑战的一大难点，在于它涉及流行病学、医学、经济学、公共卫生和工业体系等多个专业领域的交汇。因此，专家之间仍然没有共识。反对普遍检测的论据包括：可能因大量假阴性结果和人们跳过隔离而导致效果不佳；大规模生产检测剂不切实际；非诊断性检测需要获得监管批准；以及生产和分发检测剂、因假阳性结果而实施隔离可能产生的成本。还有人认为，普遍检测会让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从而忽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其他非药物干预措施（NPI）；或者，如果普遍检测失败，会损害公众对封锁等其他NPI的信任。
这些障碍可以克服，不应因此阻止我们尝试普遍检测，因为即使成功概率只有1%，从经济角度看也值得一试。提高检测频率可以弥补假阴性或逃避隔离带来的不利影响。近期开发的快速抗原检测价格低廉、易于规模化推广，而且准确，从而大幅减少假阴性和假阳性结果。尽管这些检测不如一些用于诊断疾病的其他检测准确，但普遍检测的目的并非诊断患者，而是识别感染者——我们称之为流行病学检测。此外，在过渡时期，其他NPI仍然重要；但一旦疫情曲线得到遏制，普遍检测就能让我们取消所有其他NPI，并帮助大范围重启经济，同时等待疫苗。
要打破专家之间的拉锯局面，并尝试将普遍检测作为应对疫情的保障策略，需要拿出罗斯福式的决心。这意味着放弃生产上的“自由放任”做法，实施产业政策，迅速扩大检测剂产量。政府需要干预，以应对由需求不确定、产能限制、协调失灵、外部性和市场力量造成的市场失灵。沿途所有瓶颈，包括监管审批以及私营部门参与生产，都需要打通。与罗斯福总统1940年向全国提出的目标相比，这项挑战微不足道：当时他提出，美国次年需要生产的战斗机数量，应超过自莱特兄弟1903年首次飞行以来的累计产量。三年后，美国每年生产的战斗机已超过50,000架，比1940年增加了30倍。宣布，美国次年需要生产的战斗机数量，应超过自莱特兄弟1903年首次飞行以来的累计产量。三年后，美国每年生产的战斗机已超过50,000架，比1940年增加了30倍。
鉴于普遍检测预期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完全依赖疫苗来终结疫情，体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确定性”，忽视了基于风险的应对方式。安全有效的疫苗何时能在全球范围内供应，完全无法确定；更糟的是，病毒变异可能使新开发的疫苗失效。即使全世界只需再等几个月，尝试普遍检测在经济上仍然合理。
政策制定者首先应承认，在等待疫苗期间，尝试一种对冲风险的方案是必要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疫苗可能远晚于发达国家才会送达这些国家。此外，扩大普遍检测应分阶段试验，类似于疫苗的开发过程。第一阶段应在社区和小城镇开展试点，并研究现有经验，以选出一组可扩大应用的检测技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乔治城大学校园通过每周对学生和教职员工检测两次，成功重启并控制住了疫情暴发。第二阶段应让选定城市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掌握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后勤安排。中国确实已在武汉和青岛等城市这样做，并成功控制了疫情暴发。斯洛伐克已着手在几周内为其大部分450万公民进行检测；与此同时，利物浦是英国“登月计划”普遍检测战略的试点城市。第三阶段将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实施，使检测成为常规做法。
现在，我们需要拿出更多罗斯福式的决心，尝试检测并最终将其扩大到国家和全球层面，同时开展国际合作、分享经验。政策制定者与私营部门携手，可以提供必要资源，使普遍检测成为现实，避免疫情下一波及其无法估量的后果。
2017年的科幻电视剧《相对宇宙》讲述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平行世界遭遇疫情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地预示了我们当下的处境：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以及广告牌提醒市民洗手。如果我们现在不全面对冲这场疫情的风险，那个平行世界持续低迷的经济可能成为我们的未来。
本博客中表达的观点属于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执行董事会或IMF管理层的观点。
